“这两年全国各地都在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大有星火燎原、遍地开花之势，但从目前看，绝大部分定位不清，模式不清。”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委员直言，“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刘忠范的强烈感受来自亲身经历。“这两年，我走到哪，都有人跟我说，我们搞了一个新型研发机构，我问他们，新在哪里，准备做什么，很多人却说不清。“
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逐渐受到国家重视。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同年8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培育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组织体系。
在国家政策指引下，江苏、福建、内蒙古等省份也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新型研发机构在全国加速落地。去年底，广西认定首批新型研发机构23家。
但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迅猛发展，刘忠范也有担忧。
“任何新事物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型的，这很正常。“刘忠范分析，”但到了现在各地都要大批推进的时候，有关部门就要认真思考，到底应该怎么建。“
“如果将新型研发机构简单搞成了“新的研发机构”，那有什么意义呢？”刘忠范说，“以北京为例，这里有各类研究机构上千家，如果没有任何定位、理念和运行机制上的改变，岂不就是在1000的基础上再加上“1”或“10”？不会给现有科研格局带来任何改变。”
新型研发机构该如何发展，也是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代表关心的话题。
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新型研发机构之一，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于2010年揭牌成立。
“有些问题还是一直悬而未决，比如政府如何界定新型研发机构。”刘若鹏说，新型研发机构一般由民企发起成立，在现有科技体系里，新型研发机构多被简单地划分为企业。作为创新发展的新生力量，部分新型研发机构因此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实际上新型研发机构不同于传统研发组织，具有公益性和不可分红、不能直接从事产品生产销售的特点。
“政府需要进一步细化定位和管理规程政策，出台相关政策，否则将容易出现‘新瓶装旧酒’，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推动源头科技创新转化成为生产力，新型研发机构也就失去了意义。”刘若鹏说。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新型研发机构从事的，不能简单定位于最近人们常说的‘从0到1’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刘忠范直言。
“因为这类探索性的纯基础研究，比如人们所熟知的上世纪初建立起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无法规划和大兵团作战突击出来的，也不是简单用钱堆出来的，更多需要的是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土壤的培育，属于无心栽柳的行为，更适合在大学和极少数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去做。”刘忠范说。
但这不意味着新型研发机构不要碰基础研究。
“我们的很多关键核心技术缺乏，是因为基础研究做的不够，过于急功近利，唯技术而技术，缺少基础研究积累和技术研发积淀，根本上讲是缺少耐心和坚持。”刘忠范说，但是，当前自娱自乐型、漫无边际的“论文型”基础研究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我们需要的是，有明确的目标牵引，从基础研究抓起，不懈地坚持下去，才会在原创性技术发明和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所作为，而这里的基础研究也未必是‘从0到1’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刘忠范说。
在此基础上，刘忠范强调，新型研发机构应致力于融通科技与经济两大板块，致力于解决我国高科技产业诸多关键瓶颈问题，打造产业核心竞争力。
他创立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正在探索这样的路子。
除了瞄准未来“杀手锏”技术的基础研究，石墨烯研究院正在推进“研发代工”模式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我们为企业成立研发中心，提供‘一对一’的定制化研发服务，解决企业研发能力不强的问题，同时提升研究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不能只关注现在，否则会失去未来；我们也不能只盯着未来，否则走不到未来，我们正在探索一条立足现在，走向未来的路子。”刘忠范说。
刘忠范呼吁，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要加强顶层设计。他建议，在“十四五”期间，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主导，选择典型的高新技术领域，整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资源，吸纳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若干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探索为主要目的的新型研发机构。
“我们要制定配套政策，最大限度地释放政策红利，吸引企业和广大科技人员参与到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和运行实践中，尽早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和推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刘忠范说。
刘若鹏则提到了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政策引导示范基地。“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运行与协同创新涉及地方政府、高校、产业界多方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的功能又不尽相同，这虽然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协同创新，但也会因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决策程序繁杂、多头管理效率低、片面注重短期利益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