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俞敏洪
我把我弃教从商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出国潮高涨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北美大陆。
看到他们都出国了，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攀比，我老婆会把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后，她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一切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就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学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但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人民币十几万，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我为了积攒求学费用，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代课方式很有效，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最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
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为培训机构代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俞敏洪的“六大痛苦”：
第一个痛苦是自己两次遭遇绑架，险些被撕票;
第二个痛苦是自己在没有成功之前，天天遭受着悍妻的折磨;
第三个痛苦是遭遇了不讲情理的学校领导，最终愤然辞职，忍受着失业的痛苦;
第四个痛苦是请来了王强、徐小平这两个老哥们，不曾料想权力日渐被架空，真是“引狼入室”;
第五个痛苦是领导着一个只会谈论尼采哲学、动辄大喊大叫的董事会，活活吓跑了拎着几千万现金想来投资的养猪老板，痛失一笔庞大的资金;
第六个痛苦是十分后悔将新东方上市，但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我们跟你回去是冲着 你为我们打了四年水”
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我的手脚比较灵活，一劳动就能干得很好，这在当时可是很有荣誉感的事情，这一点我绝不撒谎。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积极主动地打扫教室卫生。
到了北大以后我还是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做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
又过了十年，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就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
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
(俞敏洪/口述，摘编自《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责任编辑：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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