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32公里的低速铁轨建设大约在半年内就能完工；而在菲律宾，当数百名中国技术工人赴菲时，大概很难想到，一个铁轨建设项目会带来超过十年的煎熬。
这个铁路建设项目就是菲律宾北吕宋铁路(NorthLuzonRailway)。目前正接受菲律宾议会质询的前菲最高法院大法官科罗纳(RenatoCorona)3个月前最后一次处理涉华案件，他驳回了中国央企以“政府间合同”为由免于审查北吕宋铁路的申请。
为了承建北吕宋铁路的第一路段，中国机械工业集团(CMEG)2000年就与菲政府控股的北吕宋铁路公司商谈项目谅解备忘录。2003年，中国银行汇出了4亿美元项目贷款，看上去一切已水到渠成。2006年，项目合同却被起诉违反宪法在内多项法条，工程被菲律宾地方法院判处停工。
此后不久，参与菲通讯网络升级工程(NationalBroadBand)竞标的中兴通讯(ZTE)，被指通过行贿等手段以最高的报价获得价值约3.29亿的工程，最终合同被取消。中兴案件4年后仍在发酵，前总统阿罗约的丈夫今年5月因涉嫌在其中受贿被菲法院批准逮捕。
中国在过去十年加快了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在菲律宾漫长又复杂的案件仅呈现出问题的一角。在中国商务部备案的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年贸易额已超3000亿美元，年增长率均逾20%(2003年仅782亿美元)；中方企业对东盟国家的年投资额增长较十年前已增长逾10倍(2003年仅2.3亿美元)，累计已超过220亿美元。
中国的投资也不缺少成功案例。在菲律宾南北输电网络公司中，中国国家电网是持股40%的第一大股东；中国出资的东盟投资基金2年前成功收购了菲最大的两家航运企业。但未来在能源、新兴技术等领域，中国企业仍将面对历史上以技术资金合作形成的联合体，转轨国家并不太平的政体法制，以及在新技术领域更多的狙击。
政治法律壁垒
最初中国仅在东南亚建筑施工领域获得订单，如今已足以输出更多技术产品。北吕宋铁路和中兴等通讯企业在菲律宾的案例却显示，相较美国等熟悉当地的企业，中国公司依靠政府关系的行事渠道有待拓宽。
前菲全国工商总会会长，前总统阿罗约的顾问蔡聪妙对本报记者说，阿罗约希望推动的中国投资合作，一直面临比较严厉的指控，近年反阿罗约的势力一直在中国项目里找漏洞。北吕宋铁路曾是阿罗约自称任期内的“旗舰项目”。
北吕宋铁路项目的司法文件显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签下合同的是其前身)一直认为项目从属于两国政府间协议，应该免于一般的商法审查。最初双方商谈项目时，恰逢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访问菲律宾；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认为业主北吕宋铁路公司也由当地政府掌控，代表其意志，在2003年双方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前总统阿罗约、中国驻菲大使等一众官员在2004年视察了工地。由于是第一次合作，中方并不希望这只是一次建设代工。中国的技术人员撰写了十多份研究报告，对这条全长80公里铁路的第一标段(约32公里)进行地理安全、技术规范等各方面的研究。中国一直希望在铁路和列车领域向海外输出技术。
为了推动快速建设，中国进出口银行向菲律宾财政部提供了贷款，再由财政部提供给北吕宋铁路公司。但2006年检察人员认定这种关联关系违反了宪法、政府采购法案和政府项目审计条款。2007年阿罗约曾再次参观工地以示支持，但至2008年机械工业集团宣布项目将不再由关联的上市公司中工国际承担，显示出项目夭折的可能性增大。
今年3月菲最高法院的判决否决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希望免于商业起诉的申请。尽管中方提交了包括外事信函在内的证据，希望证明工程属于政府间项目，但当地法院依照判例未予采纳。法院还认定机械工业集团与北吕宋铁路公司签订的合约本身即为商业合同，而且双方洽谈发生在两国政府宣布这一项目合作之前。至此，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的主要人员已撤出菲多年，遗留的法律事务也由当地人代理。
让中兴通讯项目命运倒转的，是其在竞标中的对手AHI公司。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乔伊巴内西亚(JoeydeVenecia)是菲律宾众议长何塞巴内西亚(JosedeVenecia)的儿子。执掌议会大权长达15年之久。在竞标失败后，乔伊找到当地媒体对竞标结果进行指责，并表示有“神秘人”威胁自己退出该项目，后称“神秘人”就是阿罗约的丈夫。
此后，菲司法系统和议会的确检查出项目招标中不合程序之处，但是否与阿罗约家族的贿金有关，则尚无明确证据。尽管到今年5月阿罗约的丈夫才被法院批捕，最高法院在菲舆论下已宣布暂停该合同。中兴通讯和其他中国通讯企业的业务都受到怀疑。而信息通讯领域已经是中美间在东南亚竞争最激烈的产业。“(中兴)它可能得换一个名字才能再开展业务。”蔡聪妙说。
政治局势变幻在整个东南亚都不罕见。“中国国企不必要让投资项目与政治人物太过紧密。”曾担任菲两届众议院议员的华裔政界人士洪于柏对本报记者说。林智聪也认为，由于项目都在政府间进行，普通民众很容易将中国公司的项目看做是为政治权贵的利益服务的。
遭遇利益联合体
在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中国外交官正越来越多地关心能源领域的生意。俄法美英等国石油企业从1970年代陆续与当地建立合资公司，在中国宣布主权的领海中勘探油气资源。仅越南，就在主权争议地带公开报道有过外交抗议的合资开发油气工程案例就超过20个。这是未来争端难以绕过的利益联合体。
中、美两国智库的学者薛理泰和赵刚的统计显示，越南声称，在南海控制了约29个岛礁，其宣布占有的海域超过100万平方公里；菲律宾声称南沙实际控制8岛1礁，列入其巴拉望省(Palawan)；马来西亚则声称控制了南沙南端的10个岛礁。
中国对这些领土诉求历来不予承认。虽然中国一贯提出共同开发，实际上中国石油企业却并未主动进入这些地带。中海油在2005年曾中标进入巴拉望省以西海域勘探，但该处并不存在领土争端。而中石油发展最成功的印度尼西亚，其油田位置主要在没有主权争议的内海领域，油田的开采权也往往从欧美企业购得。由于这些国家早已有大量与欧美国家油气合资企业在争议地带活动，未来中国企业如何进入有待观察。
中国在1970年代末与越南发生了战争，此前一直以经济援助与东南亚国家维系关系。但油气资源对东南亚国家的诱惑挥之不去。
“马科斯总统当初与中国恢复贸易，就是希望获得友情价进口石油，中国提供了石油，所以当时菲律宾和中国没有扩大南海领海争端。”林智聪说。
越南则因与前苏联战略上的特殊关系，最早在1980年代与苏联石油公司建立勘探框架协议和联合体。其采取的合资模式为其他国家模仿。越政府以油气资源入股，从欧美油企获得资金和技术，并形成稳定的开采格局。据越南2000年修订的《石油法》，外资在合资公司持股最高可达80%。
开采数量第二的马来西亚与越南模式相当，据称已在争议地带打下90多口丰产油气井，每年获利30亿至50亿美元。
相比之下，近期与中国争端激烈的菲律宾，在油气田开采量和合资政策上其实都更为保守。当地石油企业控制的在巴拉望省以西未实际开采的油气田仍为多数，但如果中国公司希望合作，现较为亲美的阿基诺政府会如何处理审批事项，仍然是未知数。
由于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巨大，通过外交途径警告欧美石油企业在争议地带的活动一度带来效果。据外媒报道，英国石油公司(BP)，美国雪佛龙(Chevron)等巨头都曾因此退出或暂停在中越争议地带的开采项目。反而在国家利益上更为倚重石油资源的俄罗斯石油公司更为强硬。
中国油企何时能具备更成熟的深海钻井技术，并获得更大的主动建立联合体的政策支撑，将是未来南海资源开采格局的关键。“很难想象，中国有哪个政府部门能审批和评估清楚每一个国家的具体项目。”林智聪说。
一位在菲律宾海域合资开采逾30年石油的上市公司总裁对本报记者说，“我曾经在北京与傅成玉(原中海油董事长，现中石化董事长)见面，当时菲本地油企都很关心这次会见，我们可以把与中国合作看做单纯的生意，但中国方面需要的程序其实更多。”
一家熟悉当地矿产开采资源的咨询公司则看到另一趋势：许多沿海的民营企业主希望进入资源领域，但不熟悉当地法律被合作方欺骗。“他们(民企)太着急，而地方国企的决策有时候又太慢。有一个西北的矿产国企，都来看了十年，还没做出什么大项目。”他说。
责任编辑：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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