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集中力量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筹划国家实验室”。建设国家实验室，是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就上海而言，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筹划打造若干国家实验室平台，对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
国家实验室是一国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通常来说，它既是国家集成创新资源、抢占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手段，又是进行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的重要载体；既是提供先进大型仪器设备测试服务和技术保障的平台，也是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和集聚一流人才的载体。从发达国家的国家实验室建设经验看，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政府管理方面，分类管理，委托为主。在美国，由联邦政府主办或资助的国家级实验室约有720所，其中大型综合性实验室有l00个左右。除了对一些保密性要求较高的国家实验室进行政府直接管理外，其他国家实验室为政府拥有资产，政府从大学、专业科学协会和企业界中选择管理承包者进行管理。这一模式有利于把大学和企业的优秀科研管理经验带入政府管理系统，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水平和效率。
学科建设方面，注重重大领域，多学科为主。比如，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是美国能源部所属最大的科学和能源研究实验室，雇员达到3800多人，还聘有3000人左右的客座研究人员，研究领域和方向包括中子科学、能源、高性能计算、复杂生物系统、先进材料和国家安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是英国历史悠久的计量基准研究中心，研究领域涉及电气科学、材料应用、力学与光学计量、数值分析与计算机科学、量子计量、辐射科学与声学等多个学科。
管理机制方面，一般实行董事会或运作委员会领导下的总裁（主任）负责制和扁平化管理模式。国家实验室的总裁（主任）通常是相关领域有巨大贡献和影响的专家，同时又是谙熟科研规律的管理者。国家实验室的管理层级一般不会超过三个层次，顶层是职业科研总裁（主任）及主管科研的副总裁（副主任），中间管理层往往机构简单、人员精干，底层是各个研究单元（一个部门、一个小组或大工程计划中的一个实验室），同时在总裁（主任）和研究单元之间设有参与决策的各类专业委员会及提供服务的专业部门。
运行模式方面，采取使命运行模式和目标任务合同制。采取使命运作模式的国家实验室，其设立与建设从一开始就体现国家意志，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从事国家所需的前沿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重要公益性研究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和转移。同时，负责有限范围内的管理活动，如向民间科研机构委托部分研究项目等。目标任务合同制，则是目前全球著名实验室所采用的常见运作模式，其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选定恰当的项目负责人。一般说来，中、小项目以“硬专家”（精通生产技术、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的人）负责为宜，大型和特大型项目由“软专家”（熟悉经营管理的人）负责更为合适。
人才培养和使用方面，重视科研人员的合理评价和内部流动。基础科学研究是一种灵（感）智（力）或脑力劳动，工作评价通常以论文、著作的影响力为主，还可引入转载和引证率标准及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专业性大奖。此外，国家实验室通常鼓励人员流动和创新思想碰撞。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供科研人员聚会和自由交流的场所，鼓励科研人员把不够成熟或未引起注意的新思想、新观念提出来进行交流，为科研人员创造再教育的机会，等等。
要有超前的框架设计
这些做法和经验给上海筹划国家实验室，带来了三点重要启示：
一是建立健全理事会领导下的总裁（主任）负责制。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要有别于传统的科学院管理体制。理事会组成成员，既有作为投资方的国家相关部门、地方相关部门以及提供重要智力支撑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还应邀请相关领域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及企业家等参与。可以尝试建立总裁（主任）选聘制和委任制，从全球范围遴选既有重大学术成就又有大型科研机构管理经验的专家。同时，赋予国家实验室运营管理上的自主权，并建立基于国家战略使命的任期考核制度。
二是建立有规模、多学科、扁平化布局的框架体系。发达国家的重要国家实验室往往有上千人以上的规模，且内部形成了围绕重大科技创新领域的多学科支撑体系及大型仪器设备建设、运行服务支撑体系。考虑到一些最前沿的科技研发还需要研制专用的仪器设备、新材料和计算系统，故对于国家实验室的框架体系设计及推进落实，应坚持大载体、大网络、多学科、扁平化思路，要有超前的框架设计和配套建设。
三是建立开放的创新体制机制。筹划国家实验室应特别强调“新型”二字，即在体制机制上不能照搬传统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创新模式。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体制机制，保持人才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例如，从全球范围物色优秀科学家，并提供与国际接轨的薪酬待遇。要采用小同行的评价模式及评价标准，建立科学的创新导向机制，不设太多的硬性考核指标，特别是短期内的论文、获奖要求，进而让科学家及其团队可以心无旁骛。要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新产品生产—市场营销—信息反馈”的创新链条，每个环节都可按需组建一定数量、相对独立的部门，且可以自由拆分和组合。要有宽松的管理体制，打造自由、和谐、有序和思想活跃的科研环境，确保科研人员始终成为运行的中心，避免因“权与利”结合导致的内耗和低效。（作者 王振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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