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修订后的法律对于职务发明的成果转化进行了全方位“放行”，把转化的权力下放给了大学和科研院所，还加大了对成果完成人和转化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的激励力度，明确了要充分尊重单位自主权。至此，以往将科技成果牢牢锁住的体制桎梏终于被打破。正在加快建设科创中心的上海先行先试，相关部门群策群力，经过近2年的实践和努力，在全国率先摸索出了一条可推广、可复制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全新模式。这样高效的成绩是如何达到的呢？未来，上海还将采取哪些措施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不断推进？为此，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从本期起，将分3篇刊载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经验启示录，以飨读者。
今年2月，上海大学迎来学校有史以来单项技术转让金额最高且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世界500强企业——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1800万元人民币获得了材料学院钟云波教授团队研发的“高强高导铜合金制备技术”有关专利所有权。今年5月，同济大学、润坤（上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技术专利转移协议》，将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王占山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装置”6项发明专利授权转让，合同金额共计高达3800万元。
今天，一大批深藏在上海“象牙塔”内的高科技成果已经开始了迈向市场的征程，它们将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出高附加值的巨额财富。
先行先试，敢于挑战是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得以快速前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构筑网络 提前布局迎接挑战
上海高校的科研能力总体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的讲话激励着科技人员努力在科研战线上寻求突破，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各项举措也给了上海科技人员大展身手的平台。
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高校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科研总经费达到了147.9亿元，开展的各类研究课题（科技）接近3.5万项。从专利申请及授权情况来看，上海高校也是成绩不俗：2016年专利申请数超过1万项，其中，发明专利9187项；授权数6210项，其中，发明专利4751项。
高科技成果走出“象牙塔”一直都是上海市教委和各个高校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工作。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借助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高校展区的平台，市教委逐步建立了技术经纪人队伍和高校知识服务平台，还增设了全国高校和国外高校展区，并打造了上海高校技术市场。
与此同时，教授们与市场打交道早已不再羞涩。在上海高校技术市场里，永不落幕的工博会在那里天天进行着；而拥有300多名技术经纪人队伍的上海高校技术经纪有限公司的大大小小会议室里，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技术洽谈会。2010年起，由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等组建的19个知识服务团队，已经行走在上海的各个区，为上海的科技企业补充“高科技能量”。
上海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负责人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当时职务发明的禁令没有解除，科技成果戴上‘国有资产’的帽子，走‘正常流程’需要上报多个部门，教授不仅无法在成果转化中得利，转化失败还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责任。多年来，科技成果转化都是通过‘技术合同形式’进行的，教授们经常会打‘擦边球’，慢慢地把一些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仅上海电机学院大型铸锻件制造技术产学研合作中心的一项成果，就为上海重型机器厂新增产值约3600万元。”
2013年末起，市教委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科技成果转化布局，初步形成以上海高校技术转移中心为建设主体，以上海高校技术市场和上海高校张江协同创新研究院为主要支撑载体的“一体两翼”高校技术转移体系运行模式。
上海高校技术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陆继军告诉记者，他们的任务是把每年工博会高校展区的项目进行梳理，并依托上海东部技术转移中心的资源，在全国100多个地区进行布点，了解那里高科技企业的需求。上海高校张江协同创新研究院的任务是把高校科技成果放到广阔的产业界中分析，寻求全方位合作。研究院院长倪争技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我们与高校、产业界、投资界亲密接触，设计各种各样的利益分配制度，在各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开展科技成果转化。”
良好的基础加上政策的春风，水到渠成是非常自然的事。倪争枝说：“在职务发明松绑后，大量的科技成果开始走出‘象牙塔’，大家都跃跃欲试，上海高校张江协同创新研究院的工作格外忙碌。”
二次试水 拉开成果转化大幕
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同年5月，科技部发布《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上海市根据中央决策部署，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先后出台了“科创22条”“人才新政20条”“实施意见30条”。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文件重点要解决现行管理制度中制约科技成果的几个突出问题：一是职务发明成果转化后奖励个人与原来国资管理、国资处置审批操作程序相冲突的问题；二是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员给予奖励比例不明确的问题；三是高校领导在科技成果定价决策过程中，因不可预见性导致成果“贱卖”或投资失败而承担决策责任的风险问题。
制度的破冰激发起了科研人员内心的创新创业热情。2016年6月，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安博文教授拿到了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在校教师身份开公司。他也是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首个吃螃蟹的人”。
安博文团队的“光纤传感检测应用”项目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用于油气罐火灾探测、海底电缆巡检等领域的安全检测，已在南方电网、天津南港工业区等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几年前就有人劝安博文“下海当老板“，但是他舍不得高校的科研环境，所以没有付诸行动。
上海海事大学以“光纤传感检测应用”项目无形资产作价入股，与合作方成立项目公司，注册总资金2000万元。其中，上海海事大学占股30%，学校所属全资国有公司代表学校持有技术股，将这些股权的75%奖励给安博文团队。这个模式被称为“先奖后投”模式。学校专门邀请第三方公司，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作价600万元。股权奖励方案经校长办公会集体审批决定，并在校内公示15日。
上海海事大学术转移中心副主任莫剑英这样解释他们的探索：“在科技成果没有作价之前（即有价值无价格），先进行科技成果的分割确权，再确定给科研团队奖励方案，之后再注册新的科技公司，然后把专利权变更到新公司。”
2016年8月，上海理工大学太赫兹科研团队成员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搁置半年之久的股权奖励“卡壳”问题终于破解，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将作出股权变更登记，把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72%的股份转让给他们。职务发明政策解禁后，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股权激励的“第二单”由此诞生。
太赫兹技术被认为是电磁波段上“最后的处女地”，是全球技术发展的一个热点。 早在2010年，上海理工大学开始在太赫兹领域进行应用性领域的差异性布局。2011年，上海理工大学和相关企业申报成功国家科学仪器重大专项，加速了这些仪器的研发步伐。
上海理工大学根据“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的精神，决定将第三方机构估值的4件太赫兹技术专利，以无形资产投资成立一家企业，并将所持股份的80%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团队。2016年3月，学校将4件专利作价2879万元，上海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321万元，共同注册成立了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经过校长办公会决定，上海理工大学拟将其持有的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72%的股份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团队。这种模式后来被定义为“先投后奖模式”。（作者:吴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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