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研发人员正在进行芯片技术研发
在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中，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在承接科研产出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再创新，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高校、科研院所是“资源池”，一大批科研成果如矿山中的黄金等待勘探开采；中介服务机构是“架桥人”，既维护各方利益，又提高转化效率。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新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此，上海也出台了《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结合自身实际，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探索出了一条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新路，对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具有启发意义。
增强企业主动承接力
存储器芯片，是各种智能终端保存信息至关重要的“大脑”，也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主要“短板”之一。为此，中科院上海微系统研究所进行了十余年攻关，不仅在大容量相变存储器的科研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更实现了千万级芯片量产的市场化销售。
从“原始创新”到“规模量产”，相变存储器这一科研成果成功打开市场，离不开企业的主动承接。
主流存储器芯片技术实现路线有三种：动态随机存取、闪存和相变存储。每条技术路线，中国的研发“底子”都很薄。为打破国际垄断，2003年，该所信息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宋志棠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起相变存储器的研发。
然而，课题启动不久，便遇到了困难：要想做出存储器的电极材料，使其表现出存储性能，必须要用到纳米加工工艺，但研究所并不具备。怎么办？
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得知这一情况后，敏锐地认识到：这将是未来存储器芯片发展的主要方向。于是，他们很快就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合作，组建了联合研究团队，申请国家项目，搭建起８～12英寸相变存储研发平台，建立了一整套芯片开发组织和技术推进管理制度。
在中芯国际的助力下，到了2007年，宋志棠团队对相变存储器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元器件方面仍有很大差距。于是，双方又进一步建立了“纳米半导体存储技术联合实验室”，搭建相变存储器专用平台，实现了相变材料制备工艺与中芯国际标准工艺的无缝对接。
对此，宋志棠总结说，与企业联合进行科研攻关，只要运营得当，就能大幅提高效率。“所内科研人员强在原始创新和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方面，企业则强在解决芯片集成工艺难题、性能测试方面。”
经过14年的努力，这支联合研发团队，共发表了包含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在内的410篇学术论文，授权发明专利291项；双方研制的相变存储芯片2011年成功测试，为我国在国际存储器芯片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
这项成果的转化并未止步于此。在科研攻关任务基本告一段落后，如何让研发出的芯片通过规模量产、进入市场，并应用到各种智能终端成为研发团队的新目标。
长期从事兼容芯片设计、研发和生产的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丁励在新闻中看到宋志棠团队取得的技术突破，第一时间找到他们，寻求合作。此时，宋志棠团队已有进一步推进相变存储器产业化的打算，双方一拍即合。
2012年，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与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展开战略合作，并率先将相变存储芯片应用于打印机行业。
在产业化环节，企业和科研院所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科研攻关环节，研究人员会从1000颗芯片制备中找到性能表现最好的一颗，作为应用转化的‘原型片’；但在推向市场前，企业则会想办法从1000颗中找到性能表现最差的一颗，以此发现技术漏洞，最大化确保产品安全，减少市场召回概率。”丁励说。
于是，在推向市场前，艾派克公司、中芯国际又与宋志棠团队一起，对芯片进行了数千次反复测试和技术修补，突破了商业化应用的一个个技术瓶颈。2016年，三方联合设计的打印机用相变存储芯片开始规模量产。截至2017年６月，已完成1600万颗芯片的市场销售。
上海微系统所、中芯国际、艾派克公司的联合，打通了“原始创新－技术研发－产业转化”链条上的各项关键环节，为科技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走进市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
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认为，市场在成果转化中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企业就是引擎。“现在成果转化的一个突出短板是企业承接力不强。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具备识别技术、加工技术、运用技术的能力。再超前一点讲，就是企业要能够去识别知识，把知识转化成技术，再来加工、运用。实践证明，当下要想实现成果转化，一定要把企业推到前台，用各种政策鼓励企业创新。”
为了激发企业主动承接技术成果的动力，上海一方面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创新需要，建立了完整的创业团队、小微科技企业、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卓越创新企业的政策扶持链，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落实国家普惠性税收政策。
据了解，2016年，上海已落实6794家企业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减免税额102亿元；3168家高新技术企业减免所得税额162.53亿元，增幅比例远超历年增长水平；各种税收政策为企业减免税合计269.7亿元，同比增加37.2%。
增加源头端技术供给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骆大进认为，在促进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几个关键环节：科研成果的处置权和收益权；不同类型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考核评价、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的税收优惠等。
为了解决核心科研团队的股份奖励问题，上海理工大学太赫兹团队在上海首次实行了“先投后奖”的技术转移转化模式。即：高校先投资成立企业，再将一部分股份奖励给研发团队。
2016年３月，上海理工大学将４件专利作价2879万元，上海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321万元，共同注册成立了“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校方随后发布文件，将学校所持股份的80%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团队，并将其余20%股份划转给上海理工资产经营公司。
该模式的成功经验也在上海市发布的地方新政中得到了体现，上海大学、同济大学等更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沿着这条道路，顺畅地实现转化，科技人员也得到了应有的激励。如今年５月，同济大学“高性能激光技术及装置”3800万元技术转让至上海一家科技企业，其转化收益的85%奖励交由科研团队支配。
除了解决核心科研团队的权益问题，一些高校还在职称评定、晋升通道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如上海理工大学，其办学特色是注重应用学科，学校从事横向课题和服务的科技人员占比较大。以前，对这些人的职称评定需要考核SCI论文的发表数，一些副教授多年没能评上职称，主要卡在了论文上。
为此，上海理工大学专门推出了分类评价制度，针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开发和基础研究的人员“量身定制”了各自的评价体系，不再局限于论文考核要求。
该校光电信息研究院“超级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庄松林院士认为，分类考核评价机制，避免了为应付短期考核而导致的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有利于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诞生，提升了科研成果转化市场的技术供给质量。
加强科技中介的“架桥”作用
去年，美国生物医药“技术猎头”沪亚生物国际与复旦大学签订了一种新型抗肿瘤免疫治疗候选药物的独家专利许可，通过向复旦大学支付专利费，获得该药物除中国地区之外的全球专利权益。
在专利转让过程中，该项目相关科研人员深感专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重要性。“我的本职工作是搞好科研。但为了成果顺利转化，我必须掌握十八般武艺：要会写论文、写专利申请、制作合同，要懂财务，擅谈判……但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就能上手的‘硬功夫’，却是转化中客观存在的现实。”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类似斯坦福、牛津、剑桥这样的国外知名高校，其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办公室的人员，大多在40～60人不等，这些人对校内成果和校外市场都比较熟悉，能较为敏锐地筛选具有转化潜力的项目、具备法务专业技能、有市场推广经验、同时能设计好各方利益分配。
长期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的科创帮CEO唐晓琳说：“专业的人应当做专业的事。在服务科研人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对市场的理解往往存在一定误区。比如，技术越先进，不代表市场转化的竞争力就一定越强。市场要的是性价比，有的技术水平很高，但市场并不需要；或者技术先进导致的成本增加，市场也不一定接受。”
唐晓琳还发现，科研人员对技术成果变成产品、产品实现销售这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往往事先预估不足，导致转化过程受阻时比较容易放弃；在观念上，科研人员比较重技术、轻生产、轻销售及管理，导致最终无法实现产业化。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朱志远认为，目前，科研项目大多缺乏社会第三方的参与。“好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应具有懂商务、懂法务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擅长发现科研成果的技术缺陷、挖掘潜在企业的需求，可以把不同领域的项目拉拢在一起，这类‘架桥人’是我们欠缺的，需要重点培育。”
今年以来，上海加强了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的推进力度。一是培育技术转移服务机构，通过资金引导、科技创新券等方式，引导和扶持100余家市场化、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创办、发展；基于传统佣金式，“技术转移服务＋投资”成为重要模式；二是重视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人才培养，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获悉，上海市科委正在筹建上海技术转移学院。旨在通过对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在职人员和研究生学员的技术转移业务培训，为高校院所输送复合型专业人才，壮大技术转移服务业市场的力量。（记者 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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