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深耕基础研究，在顶尖科学研究上比肩新加坡；伦敦的研发投入强度虽然较低，但其城市竞争力一直位居全球前列。《2019国际科技创新数据洞见》——全球热点城市比较研究报告，昨天在2019浦江创新论坛收官大会暨“科技创新资源大数据国际研讨会”上正式发布。
该报告从创新要素、科学研究竞争力、技术创新竞争力、知识转化竞争力、研发投入五个维度，全方位分析考察了城市的科技创新竞争力，由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联合爱思唯尔公司分析服务团队共同完成。报告选取了国际上20个重要创新城市（以下简称热点城市），即亚洲的上海、北京、深圳、香港、东京、大阪、首尔、新加坡，北美洲的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多伦多，欧洲的柏林、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莫斯科、阿姆斯特丹。
上海活跃科研人员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聚集度最高
上海、深圳吸引人才的优势最为明显，在“流入研究人员”占比表现上，上海、深圳名列第2、3名。但这两个城市的外来研究人员影响力都高于本土培养的研究人员，流失的研究人员较留在本土的研究人员和流入的研究人员影响力也更高。“如何设法留住高影响力研究人员这一课题仍需进一步探索。相比之下，波士顿、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热点城市流入人才的影响力较明显高于流出。”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副主任朱悦介绍。
上海活跃科研人员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聚集度为20个城市中最高，但在企业、政府和医疗机构等分布较为稀少。首尔与旧金山的企业活跃科研人员数量较高，伦敦在医疗机构中拥有比其他城市更多的活跃科研人员。深圳的活跃科研人员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4.2%，居于首位，五年间从26841名科研人员发展到了63854名。
上海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领域的活跃科研人员数量均居前三，科研实力也都在全球平均水平之上，其中在人工智能领域优势最为明显，无论是活跃科研人员数量，还是发文量和被引用量排名都是全球第二。伦敦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资源也在汇聚，截至2018年底，伦敦有近750多家中小型人工智能研发企业，是巴黎和柏林两地总量的两倍，三家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企业Babylon Health、Onfido和Tractable都将总部设在伦敦。2018年，伦敦市政府向伦敦数据伦理与创新中心、艾伦图灵研究所等科技研发中心投资了9.5亿英镑用于促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致力于将伦敦打造为全球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研发中心。
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知名的科技创新区，是因为培育出英特尔、惠普、苹果、谷歌、特斯拉等明星企业，具有国际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的创新企业是城市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四个城市中，除了深圳在技术硬件设备领域的研发投入位于第一梯队，其余城市以及深圳在其他领域的投入均处于后位，可见中国城市企业自主研发投入还很不足。在研发投入的排名中，日本企业占比较高，上海排名第10位，上榜企业12家，其中排名最靠前的企业为互联网企业携程。“城市在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战略布局上，既要扩展创新企业数量又要持续提升单个企业的创新能级，但短时间内想要培育一个全球顶尖的创新企业难度颇高，而积极鼓励企业创新，增加上海及长三角创新企业队伍则相对更容易实现。”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资源数据部副部长王茜说。
上海在顶级期刊的发文量以34%的增速位居第一
科研论文发文的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表明了基础创新的持续性和活跃程度。排名前五的城市依次是深圳、波士顿、莫斯科、北京和上海。其中，深圳的CAGR高达16.8%。
归一化影响因子（FWCI）被广泛用来表现论文质量，衡量引文影响力，克服了引文分析中，由于时间积累效应和不同学科领域的不同引用习惯而导致的偏差。旧金山、波士顿、阿姆斯特丹、洛杉矶和芝加哥位列前五。究其原因，是这些城市汇聚了较多的顶尖的 大学、高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北京、上海和首尔，虽然发文总量指标抢眼，但是FWCI指标差强人意，位于榜单底部。上海发表在化工、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类、数学等学科领域的论文优势明显，在医学、物理和天文学相对薄弱。
TOP1%高被引论文量体现了一个大学顶尖成果的产出体量和学术的全球影响力。上海TOP1%高被引论文量的增速两倍于总发文量增速，排在北京之前，处于中间位置。
CNS发文量体现了一个城市在基础研究领域顶尖的学术成果，“上海在CNS顶级期刊的发文量以34%的增速居全球热点城市第一，可以看出上海深耕基础研究，在顶尖科学研究上的实力有明显提升，影响力也在快速增长。”爱思唯尔亚太区分析数据组主管Sarah Huggett女士说。
深圳以人均专利数5.45件高居榜首
从技术创新竞争力来看，近五年，活跃科研人员的人均专利榜单排名前五的都是亚洲城市。深圳以人均专利数5.45件高居榜首，上海以2.84的数值位居第二。
一个地区的基础研究知识转化的优势，常常与地理位置相近的企业研发中心与学术机构所产生的合作机会相互影响。从各城市学企合作发文比例来看，旧金山、纽约、大阪、东京居于前位。在这些城市周边都集聚了一些国际科技企业的总部，如旧金山在临近的湾区既有谷歌等高科技互联网企业，又有像基因泰克、安进等医药研发大企业；纽约则是在其周边有IBM、辉瑞制药等顶级大型企业。
中国城市学企合作发文比例居后且近五年来并未有明显增长，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在产业端的应用程度不高，科学研究与产业应用的结合不紧密。虽然深圳的发文体量远低于北京、上海，但因为在深圳集聚了像华为、腾讯、ZTE等研究密集型企业，其学企合作发表的占比较高。上海在学企合作发文量上，表现一般（第8名）。学术机构和企业进行科研合作发表，是知识转化的第一道桥梁，也是创新驱动的良好生态循环的重要环节。上海如何凭借自身在长三角区域的科技资源集聚优势，并通过有效的政策驱动将上海的科研学术机构的知识流动合作拓展到周边城市，将会是下一轮创新动力激活的重点。
上海的论文产出被全球专利引用的相对份额在2018年处于相对后位，这反映了学术研究成果在产业端应用的比例还需提高，同时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度应加深。
到2022年，上海研发投入预计将达254亿美元
与巴黎、伦敦、柏林相比，上海的研发投入指标表现出四个特点：投入增速最快，高达5.5%，且是唯一一个复合年均增长率为正值的城市，总量与投入最多的巴黎的差距越来越小；投入强度最高，按照目标定位，到2022年上海研发投入预计将达到254亿美元，有望成为“领头羊”；经费执行部门的比例与欧洲城市接近，企业是研发的主体；GDP弹性系数较好，GDP对研发投入的变动敏感。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伦敦的研发投入强度虽然最低，但其城市竞争力一直位居全球前列，这一悖论可归因于伦敦存在着未被测度的“隐形创新”。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在《英国的创新差距》报告中提出，所谓隐形创新，是未被研发投入经费等传统指标所考量的创新活动，是一个创新型经济实体本身与传统创新指标测度结果之间真实的创新缺口。从城市产业结构来看，伦敦是一个以服务型中小企业为主的城市，服务创新并不完全依赖于高技术创新与研发，而是更多地依赖具有专业特长和经验的人员，所以在人员培训、市场营销等方便投入更多，另外伦敦服务型中小企业大多没有正式的研发投入部门，因此研发投入测度的比重低于其他地区。
投入产出率衡量了一个城市的创新效率，也即基于同等投入增加额的创新能力。综合来看，上海在顶尖科学研究上优势明显，国内领先，比肩新加坡；北京的比较优势体现在高质量的技术创新产出上，而深圳则是在技术创新活跃度上领先。（作者：黄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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