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封闭，做“开放创新体系”领头羊

今年5月，第四届VivaTech（科技万岁）展览会在巴黎举行，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9700家企业参加展会，来自32个国家的机构设立了国家馆，马克龙、马云等政要和企业家出席。在上海市科委指导下，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负责搭建运营中国上海馆，组织16家上海企业和高校参展，寻找海外合作伙伴。

“法国大企业非常重视开放式创新，很多大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四处巡馆，了解中小企业的创新技术。”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执行副总裁邹叔君说。如今，东部中心正在与VivaTech洽谈合作，双方将互相发送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VivaTech采集的中法大企业技术需求，联手推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开放式创新。

在“开放创新体系”中，高校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总部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知识三角”理论，建议政府和高校关注教育、研究、创新三角的平衡，提高高校考核评价体系中创新绩效（包括科技成果转化、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等）的权重。

对标VivaTech推动大企业开放

巴黎的Station F是欧洲最大的孵化器，由一座火车站改建而成，占地34000平方米，目前约有1000家初创企业入驻。

巴黎Station F 外景俞陶然 摄

走进这座“孵化高卢创新雄鸡”的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融合的氛围：一座座另类的雕塑夺人眼球，过去的铁轨坑道改造成了储物室，富有设计感的吊椅供创业者休憩。欧美大企业热衷开放式创新，也是Station F给记者的直观印象：微软、脸书、路易威登、欧莱雅、法国巴黎银行……大企业的标识随处可见。欧创慧联合创始人李天伦博士说，入驻这里的很多初创企业由与Station F合作的大企业推荐，大企业在此设置主题孵化器，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健康医疗，并按各自标准筛选入孵企业，对其投资或开展业务合作。中法跨境加速器——欧创慧也在Station F里运营，吸引了一批想拓展中国市场的法国初创企业。欧创慧还在与华为、阿里巴巴合作，邀法国中小企业参与中国大企业的欧洲生态圈建设。

Station F里的休闲交流区俞陶然 摄

在邹叔君看来，我国近年来虽然也兴起了开放式创新，但与法国相比，国内许多大企业的管理层还不具备这种创新理念，或意识不够，给人一种“被动开放”的感觉。事实上，大企业在做好自主创新的同时，通过“技术供需对接”等方式与中小企业合作，能加快大企业创新步伐，也有利于培育产业生态链，孕育更多的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向。“上海要做开放式创新的全国领头羊。”他建议政府部门制订政策，激励上海的国有、民营、外资大企业主动开放，与中小企业合作。

企业发布技术需求、科研人员“揭榜”比拼，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也有与VivaTech相同的比赛方式。然而，VivaTech的国际化程度、公众参与度比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大得多。近期，市科委、东部中心有意将每年在上海举办的全球技术转移大会升级为集成果展示、成果交易、行业探讨于一体的大型展会。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并与VivaTech等展会深度合作，上海有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盛事。

体系内部和对外都要更开放

德国学者研究开放式创新等创新模式后，提出了“开放创新体系”这一概念。弗劳恩霍夫系统和创新研究所（ISI）政策、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莱纳·弗里奇博士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体系发展分为4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是技术转移发展阶段；本世纪初进入知识转移和技术转移阶段，“知识经济”概念风靡一时；此后，联合创新越来越被看重，产学研合作在各地蓬勃开展；如今，各国正在进入“开放创新体系”时代。其开放性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开放性和对外开放性。

弗里奇博士在介绍“开放创新体系”。俞陶然 摄

在体系内部，大企业联手中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生产商与用户的互动创新、科研数据和出版物的开放共享都是“开放创新体系”的标志。而在对外开放性方面，ISI等德国研究机构将“本国与外国科研人员合作发表的论文占比”“外国留学生占比”“国外分支机构研发经费占比”等23项数据作为指标，每年编制全球35个国家的创新开放性指数。这一指标体系可供上海相关机构参考，更好地评估上海科技创新的对外开放程度。

不仅是学术界，德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开放创新。去年9月，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高技术战略2025》，其中一个章节名为“树立开放创新和风险文化”。据弗里奇介绍，这个章节提出，德国要加强国内外科研和创新网络，促进“跳跃式创新”，以保持长期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科研数据的开放共享，是构建国内外科研和创新网络的重要举措。《高技术战略2025》提出，要在可控前提下实现科研数据的可见、可获得、相互作用、可再利用；要积极参与“欧洲开放科学云平台”计划，根据参与者身份（数据使用者、数据提供者、科学家、发明人、是否为欧盟境内公民）制定不同的规则，让欧洲1700万科研人员能获取并分享彼此的科研数据。

高校“指挥棒”需更重视创新

高校是“开放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在拜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时，经合组织科技政策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马里奥·塞万提斯向记者介绍了“知识三角”理论，对我国高校的创新工作具有借鉴价值。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上海市科学学所博士与OECD专家交流。姜杰 摄

塞万提斯说，“知识三角”是经合组织提出的一种政策框架，注重教育、研究、创新这三个高校功能的相互作用和均衡发展，旨在更全面地测量高校对创新的贡献，促进高校为国家和本地经济发展服务。过去几十年来，通过出台《拜杜法案》、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等举措，美国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欧洲很多高校的变革相对缓慢，没有跟上创新领域日新月异的节奏。“如今，很多高科技产业在大学周边发展。那些发源于大学研究与教学活动的新公司，也体现了大学作为知识生产机构对于创新经济的价值。”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创新政策研究室主任常静博士指出，“知识三角”强调在高校分类管理的基础上，要实现教育、研究、创新三大使命功能的平衡。长期以来，国内研究型大学偏重学科建设，在乎国内和国际排名，而在科技成果转化、大学科技园建设、创新创业教育等创新端投入不足。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指挥棒”出了问题。近年来，国家和地方通过修订法律、出台政策，显著补强了高校“创新角”，但“指挥棒”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强说，在当前的高校评价和考核导向下，高校更关注学科排名和科研绩效，更愿意举全校之力引进高水平科研人才、争取国家级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科技成果转化则只是“自选动作”。为了科研，大部分高校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往往难以兼顾费时、耗力且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技术转移工作。

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科技司、中关村管委会去年4月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明确将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双一流”大学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列入高校教师考评制度改革要求。常静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借鉴，上海教育和科技部门可进一步加强协同，共同推动上海各类高校“知识三角”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