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说，谣言比病毒更可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委员表示，此次疫情期间，新媒体上出现的许多传播力、影响力巨大的抗疫科普作品，在引导公众科学应对疫情、科学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网上传播的各类伪科学谣言，引发公众恐慌，却找不到追责和执法的法律依据。“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已经施行18年，科普领域形势已大不相同，大量专业科普从业者的出现，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是时候对科普法进行修订了。”
科普新使命呼唤更强法制保障
2002年颁布并施行的科普法实施以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从2001年的1.4%提升到2018年的8.47%。科普法为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然而，18年来，科普法没有修订也没有制定实施细则，在新形势下遇到一系列问题，比如科普经费投入，网络科技传播的科学性严肃性等问题，亟须科普法给予更加有力的保障。
周忠和告诉记者，最新科普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人均科普专项经费同比出现下滑，且近年来增长势头持续微弱，相应的科普经费指数也呈现增长停滞态势，地区间科普经费差距过大，“许多省份科普投入远低于平均水平，非常不利于科普工作全局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现有科普法，无法追究地方政府不履行科普法确定的‘逐步提高’和‘增长’的科普经费责任。”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创作研究室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陈玲看来，现有法律下，有些规定长期“形同虚设”。作为创新发展一翼，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新时代科普也难以真正发挥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作用。
新技术为科普法治化带来挑战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媒介形态更替和公众接收信息习惯的改变，以微博、微信、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主要的信息流通媒介，自然也成为科普信息传递的主要渠道。
随着应急科普需求的不断增加，一些网络自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甚至为了博眼球“一夜成名”，采取“有图有真相”的新技术，打着科普旗号，传播一些虚假内容、不实信息甚至谣言，但因为缺乏有关的法律条文约束而得不到惩处。
周忠和认为，现行科普法实施以来，科普领域各个部门间在职责、利益等方面存在相互掣肘现象，导致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实效不强。
陈玲总结，立足现有的我国科普法治，难以正面回应新型科普形式带来的权利义务剧烈变化，难以积极应对新型科普现象所带来的法定职权与法定边界的模糊，更难以有效解决新型科普纠纷所引发的观念碰撞和权利冲突。
新形势要求加强科普法治体系建设
“近20年来，我国社会已有快速发展和改变，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参与到科普中来，信息传播更为全面、即时、具有交互性。”周忠和认为，科普的内涵、机制、内容和作用正发生极大改变，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科普法治体系，及时修法予以回应和规范，与信息化、社会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相结合。
为此，周忠和在提案中建议，应尽快启动法律修订工作，并在修订法律的同时考虑科普法治体系建设。比如，从理念上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维护和保障公众参与科学事务的权利，获取科普信息的权利，享受科普发展的福利；从内容上加强规制衔接，增强科普法对地方和部门法规的健全完善、规范指导；从内涵上鼓励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传播和普及。
“目前我国大多数公众都在‘网上’，特别是在全民自媒体时代，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信息芜杂，为避免伪科学蔓延，打造有社会影响力并能即时发声的科普媒体平台至关重要。”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段旭如委员建议，加强科协、科研单位等组织和机构与媒体平台合作，主动培植一批有权威性及社会影响力的科普媒体平台。特别是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这些科普平台主动及时传播相关科学知识，回应群众关切。（作者: 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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