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美国科学家尼克·何伦亚克及其所在的通用电气团队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光二极管（LED），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掀起了继白炽灯之后照明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60年后的今天，有着更高亮度、更长寿命且更节能的LED灯已经点亮全世界。
基础科学不只用这一种方式照亮人类社会。
从200年前差分机的发明，到150年前人类首次海洋探险，再到50年前抗疟原虫药物青蒿素的首次提取……基础科学一直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作为许多基础科学研究的历史节点，2022年被联合国定为“基础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年”（以下简称基础科学国际年）。
“基础科学具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更智慧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驻华首席代表夏泽翰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基础科学是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希望中国科学界的各位同仁紧紧抓住基础科学国际年的重要契机，坚持开放共赢，深化务实合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际年指导委员会委员陈发虎表示。
放眼全球，加足可持续发展“马力”
从1957年国际地球观测年开始至今，联合国已经历64个国际年。其中，许多国际年主题都与“科技”相关，如21世纪以来的国际物理年、天文年、化学年、光年……
究其原因，夏泽翰表示，基础科学及其技术应用为应对普遍获得粮食、能源和通信技术等重大挑战提供了基本手段，使我们能够了解目前近80亿人对地球的影响，并采取限制行动。“它们有时甚至能减少这种影响，如臭氧层的损耗、气候变化、自然资源的损耗、生物物种的灭绝等等。”他举例说。
2021年12月2日，联合国第76届大会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大会指出，“基础科学的应用对于医学、工业、农业、水资源、能源规划、环境、通信和文化等领域的进步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科学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此次大会还将2022年设定为基础科学国际年。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应成员国的要求，以基础科学作为国际年主题，强调基础科学对研究、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任何机构或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应对经济、环境、科技和社会等领域的挑战。”陈发虎说，在新冠疫情和部分国家单边主义思维盛行的影响之下，国际年活动有助于凝聚全球共识，共建更加美好可持续的世界。
夏泽翰也认为，具备基础科学的能力，既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根据2021年6月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科学报告《与时间赛跑，争取更智能的发展》，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向以绿色、数字驱动和知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转变。全球研究人员数量持续增长，但地区间存在显著不平衡，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仍然严重不足。五分之四的国家用于研发的资金不到GDP的1%。可持续发展科学尚未成为主流。
“基础科学的研究需要跟进，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以确保追求先进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齐头并进。”夏泽翰说。
据悉，基础科学国际年开幕式将于7月8日在UNESCO总部巴黎召开，闭幕式将于2023年夏季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部举办。UNESCO作为基础科学国际年牵头实施机构，将组织系列活动，促进国际对话以及包容性的全球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夏泽翰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公众，包括决策者、工商企业、国际组织、慈善基金会、大学、教师、学生、媒体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认识到基础科学的重要作用，为获得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改善人类福祉的新发现创造机会。
立足中国，提供发展模式和经验
作为一名水专家、工程师和环境科学家，夏泽翰与中国科研部门和科研院校有着密切的联系。
“随着中国进入创新的新时代，基础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夏泽翰的切身感触。他向《中国科学报》举例说，几十年来，中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持续增加，到2021年相关投入已达1696亿元（260.9亿美元），约占研发总投资的6%。
“作为科学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建造了粒子对撞机、望远镜和宇宙飞船。我相信，中国可以在今年的基础科学国际年开幕式大会上发挥重要作用，分享中国利用科技力量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夏泽翰说，中国还可以促进国际科学合作，履行加强多边主义的承诺，这是当今世界迫切需要的。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据。”陈发虎向《中国科学报》表示，近年来，基础研究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例如，在宏观政策层面，国务院及科技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支持文件，基础研究十年规划进入实施阶段；在科研平台方面，国家实验室体系加快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方案编制完成；在体制改革方面，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取得新突破，探索了“揭榜挂帅”“赛马”“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青年科学家项目”等新机制，从整体上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陈发虎同时表示，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依旧存在“卡脖子”问题，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和弱项问题依旧突出。
“追根溯源，还是基础研究能力存在薄弱环节。”陈发虎说。他认为，其原因包括基础研究总体投入仍然不足，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正梯形结构，基础研究比重长期低于5%，近年来虽已达到6.09%，但仍明显低于美、日、法等科技强国。为此，一是中央财政要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二是要制定政策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从国内来看，陈发虎认为，开展基础科学国际年活动有利于拓展国际合作渠道，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形势下开创全球科技合作新局面；同时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对基础科学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形成政府、社会和企业多元投入基础科学研究的机制和文化；还有利于树立中国创新型国家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以“创新的精神、绿色的理念、务实的实践”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勇担使命，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据悉，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科学院是国内唯一的基础科学国际年指导委员会委员单位，并将作为国际年咨询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双委员”，应邀成为国际年的“中国节点”参与相关工作。
“这是荣誉，更是责任。”陈发虎说。
基础研究是中科院的立院之本、发展之基。作为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表示，在中科院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基础科学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推动知识进步、支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例如，50年前，中科院组建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拉开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序幕，初步探讨了有关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资源环境等理论问题，为青藏高原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30年前，中科院计算所研制出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IMT/EC（IMT/863），为我国及其翻译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开辟了道路。
20年前，中科院基因组信息学中心（基因组所的前身）的科学家完成全球第一张农作物的全基因组精细图——籼稻基因组序列精细图的绘制，给基因表达、遗传育种研究带来质的飞跃。
10年前，中科院高能所牵头的国际合作研究团队在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中发现了中微子震荡模式，标志着我国中微子实验研究从无到有步入世界前列。
2021年，中科院专门出台了基础科学十条，加强相关研究。
“在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科院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定位和导向，以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重大问题的基础研究任务为牵引，持续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大胆创新组织管理模式，系统构建基础研究生态体系，持之以恒带动全国基础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陈发虎说。
他表示，中科院作为“双委员”将与国内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在多学科、多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优势，统筹院内各个单位的优质资源和力量，积极参与国际年活动，在推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及应用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他本人作为国际年指导委员会中科院代表将加强与国际年指导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的沟通联系，认真履行委员职责，为我国面向国际社会展示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分享中国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智慧，争取更多机会。
同时，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陈发虎表示，他将带领地理学会更好地发挥国家级科技社团的作用，围绕国际年的主题，在组织国际研讨会和青年科学家培训班方面进行探索。
“科技创新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变量，基础科学研究又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陈发虎期待，以基础科学国际年活动为抓手，充分发挥“中国节点”的关键作用，与全球科技界携手共进，全方位加强国际科学合作，切实为基础科学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实质贡献。
“基础科学可以通过科学外交、大型合作以及一个共同的理想——提高知识来促进和平。作为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我们需要牢记，基础科学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夏泽翰说。
记者 冯丽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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