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为进一步促进危废利用处置行业高质量发展，湖南省发布了2022年度引导性通告，对“湖南省危废综合利用处置能力严重过剩局面”发出预警，请投资者理性判断湖南省危废利用处置市场，防范投资风险。
无独有偶，今年以来，江西、山东、吉林、广西等多地生态环境部门已发出相关提示，建议社会资本投资危废利用处置能力建设时，应充分做好项目可行性论证和市场调研，避免产能闲置、减少资源浪费。
近年来，由于有政策法律护航，加上清废风暴对行业的不断冲刷，危废处置行业似乎在经历一个最好的时代，企业兴旺发达理应在情理之中。然而，现实与预期总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业内人士感慨：“在浩浩汤汤的政策潮流之下，环保产业却透露着说不出的落寞与哀伤。”而要论落寞，危废行业怕是首当其冲。
中山市保创环保的林少俊曾在201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感慨地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危废转移处理费用高得吓人。我们以焚烧类为例，市场上处理一吨焚烧类（例如HW12油漆渣）的费用是15000元/吨左右。你没有看错，就是15000元/吨左右。我们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可食用的东北大米大概是5000元-6000元/吨。处理一吨危废的成本大概等于生产3吨优质大米。按照每亩0.5吨的出米率，也就是说农民在不计成本的条件下，辛辛苦苦耕耘6亩田地，其产值等于固废公司处理一吨危废。”
然而，这种感慨没有持续多久。以山东市场为例，仅仅到了2019年，危废处置价格便迎来重要拐点，如过山车般从高位迅速回落。业内人士阿雄说：“个别区域如广东、山东等地焚烧处置费从2017年均价跌至2000元/吨—3000元/吨，跌幅超50%。”
一家挣扎在山东市场上的危废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现在是赔本做生意。”“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运营呢？”“停下来赔得更多。”停下来意味着设备、人力等方面更大的损失。
危废行业主要是服务于工业领域，危废大省如广东、山东、江苏等都是工业大省。不同于污水处理和垃圾焚烧等市政项目，危废行业具有明显的商业属性，价格受供需关系影响较大。山东危废市场的表现在我国整个危废行业中具有代表性。
山东省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中心的彭晓静等人指出，目前山东省危废利用处置能力过剩。数据表明，山东省经营单位和企业自建设施利用处置能力超2700万吨，接近危废产生量的3倍，部分自建设施闲置，经营单位设施运行负荷过低，申报数据显示，2020年危废综合处置单位焚烧、填埋和水泥窑协同平均负荷只有27.85%。此外，山东处置能力地区分布不平衡。部分市危废处置能力严重过剩，如临沂市建成7家综合处置单位， 济宁和淄博各有5家综合处置单位，青岛市、聊城市只有一家处置单位运行。
今日处置能力的严重过剩意味着昨日资本的“狂飙突进”，也就是说，市场在为昨日的行为买单。
“危废处理行业是一个以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引导、对环保相关政策高度敏感的行业。纵观世界各国危废处理行业的发展史，环保法规越健全、环境标准和环境执法越严格的国家，危废处理行业也就越发达。而往往都是重大历史事件，以惨痛的代价推动着政策法规的加速改革。例如1993年发生的深圳危险品仓库爆炸、2003年的非典爆发，对我国危废政策的加速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E20研究院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潘功总结道。
要追溯近几年危废市场这段“过山车大戏”的源头，要回到2013年。这一年，两高司法解释出台，明文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即可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什么意思？再也不要把乱扔危废不当回事。3吨入刑，说得明明白白。
这对于危废行业来说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危废处置成为刚需。此后，“危废”成为环境违法案件的高发领域。据统计，两高司法解释实施以来，2014年、2015年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中，约40%涉及危废。
“此后，在《固废法》修订、《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等一系列政策、法律的催化下，环保执法进一步趋严。大规模的生态环保督察行动在进一步推动行业规范的同时，也带动危废处置价格的上浮波动。我国危废处理市场空间急剧放大，进入爆发式成长期。而危废处置价格，在处理能力存在缺口的情况下，随着需求的不断释放而节节攀升。”潘功告诉本报记者。
那个时候，危废市场受到资本的追捧，处置价格水涨船高。连做奥运火炬的电器厂都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这个行业，足见市场热度之高。
在资本扩张的版图中，北控城市资源集团也占有一席之地。几年前，时任集团副总裁黄小山曾坦诚表示：“危废处理可谓环保市场最后的一块大蛋糕。道理很简单，首先是法律护航，就像醉驾要追究刑责一样。这让很多企业开始真正重视危废处理。其次就是资本逐利的天性，因为有市场需求才会有利润空间。危废数量巨大。危废处理的市场空间每年至少有几千亿元。”
千亿蓝海，承载着很多人的梦。
而此时的山东省，也在时代的潮流中奋勇前行。在全国危废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山东省作为产废大省，处置能力存在较大缺口。2016年，广受舆论关注的“青岛新天地危废案”暴露了当地处置缺口大的问题，也加速山东省加快产业布局，升级处置利用能力。
“新天地事件之后，山东省下放危废处置厂的审批权限到县级市。2015年—2018年间，山东全省上马了非常多的危废处置厂，可能某个县级市就有四五家。”首创环保危废事业部总经理苗浩告诉本报记者。
根据环保盟平台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全国各省（区、市）颁发的危废（含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共4195份。相比2006年，2019年全国危废（含医疗废物）许可证数量增长376%。2017年-2019年，危废经营许可数量增长迅猛，由2722份迅速增长至4195份，增长率分别为24%、18%、30%。
山东省仅次于江苏省，位列第二，成为2019年危废经营许可证数量发放较多的省（区、市）。伴随着危废资质和产能的迅速增加，大量新项目陆续建成投运，危废总体处理能力不足的前景得到极大缓解。
“危废项目的筹建周期比较长，从选址拿地、规划审批到工程建设、调试运营，通常需要三四年，这就隐藏了产能。这三四年间，看起来还是原来的那些产能在处置危废，但产能会在之后集中释放出来。再加上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整体产废量下降，跨市转运受阻，使危废处置供大于求的问题更加凸显，产能过剩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苗浩告诉记者，“市场好时投资者趋之若鹜，跑马圈地，等到投产时市场已然是‘僧多粥少’，量价齐跌。以前‘你挑料’，现在‘料挑你’。市场的巨大变化也给企业经营业绩下滑埋下了伏笔。”
5年前还被人追捧的新兴“蓝海”市场迅速成为“红海”市场，难免“几家欢喜几家愁”。
根据危废领域的头部企业之一东江环保发布的2021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61亿，同比下滑46.98%。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危废行业竞争持续加剧，资源化危废收运成本持续提高、无害化收运处置价格大幅下降。据公司市场统计，焚烧、填埋类收运价格平均跌幅超20%。
无独有偶。华旭环保2021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滑32.48%，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要客户危废产生量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同时再生资源利用和贸易收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新宇环保附属公司于江苏多个城市收集处理危险工业废物及受管制医疗废物，收益总额同比下降24.1%，主要原因是危险工业废物的单位收集处理及处置价格下滑。
在采访过程中，有业界人士对此比较悲观，并担心“过山车”大戏会在其他地方重演。
但面对市场参与者对于价格波动的本能的抗拒心理，潘功反问道：“为什么要回避？我们对于价格的预期在逐步回归理性。几年前，有些地方危废处置价格上万，这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上浮。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价格去做公司未来的财务测算。这种看似‘血雨腥风’的厮杀给企业带来貌似很‘惨烈’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是会带来行业阵痛的，激烈竞争中大部分企业不免都在盈亏平衡点挣扎，甚至亏损运营，但最终大浪淘沙，好的企业会留下来，企业在目前阵痛期需要有足够的‘韧性’。而其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运营管理能力和局部的技术突破创新。有稳定的运营管理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突破的企业才会拥有核心竞争力，而其核心是兵家必争的人才。”
也就是说，市场目前正在经历阵痛期。危废市场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供需关系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处置能力的不断释放。另一方面是双碳战略、“无废城市”建设等的推进落实，倒逼工业升级改造，从而带来产废量的下降。因此，下跌是正常的市场调整，市场参与者需要调整对市场预测的认知偏差。
苗浩说：“现在危废处置市场是供远大于求，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汰重组后，最终会回归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供略大于求。原来那种处置价格严重偏离价值的暴利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就像水泥、煤电等传统行业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危废处置行业也必将回归其工业服务的本质：专业的服务，合理的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