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沈文迪 实习生 王倩
2017年12月30日，欧建新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沙湾殡仪馆举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随后艰难地在火化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天前，这位研发工程师从他就职的中兴公司通讯研发大楼26层跳下，结束了自己42岁的生命。
这是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心的一幢地标建筑。在它的周围，还聚集了众多创业公司，多数与IT相关。南山区有144家公司上市，资本厮杀的战场上，横空出世的黑马和幻灭的神话总是同时上演。
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程序员，汇聚在南山科技园7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他们像专业化的螺丝钉，推动高速运转的机器，改变着我们这个时代，也改变着他们自己。
代码改变命运
南山区位于深圳市西南方向一角，在过去38年里，它随着整个经济特区一同，矮屋变高楼、农田变大道、小渔村变大都市。很难说，南山科技园、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三者谁才是“中国的硅谷”。
由南向北进入南山科技园的标志，是深南大道和大沙河的交汇处的一座沙河大桥，桥身上设计了镂空的1与0的数字组合，也有人称之为二进制桥，意味着通往计算机之路。
夜晚的沙河大桥。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实习生 王倩 图
柳莹来到深圳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命运会和一串串代码联系在一起。这个1992年出生的姑娘来自湖南怀化，大专学的是服装设计。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曾是她最爱的一门课程，她喜欢用一根根线条勾勒出模型的感觉，这也成了她当时找工作的方向。
但当满怀期待的她跟随学校大巴来到实习基地时，她看到的是冰冷的铁门，荒凉的工厂，拥挤的集体宿舍。
走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传送带上是一个个待折叠的纸盒，两边的工人阿姨将纸盒拿起、折叠、放下。除了这个机械的动作之外，她们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当时我的心就凉了，我以为会是办公室设计之类的工作。”随后的一周里，她也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单一的动作——拿起、折叠、放下。每天让她疲惫的不是站着工作八小时，而是枯燥麻木的工作给她带来的无力感。那几天，她几乎没说过话，除了上工，她哪也不想去。
一周后，她哭着打电话给父亲，想要回家。在得到父亲的支持后，她工钱也没结算就逃离了工厂。
这次实习经历，似乎让柳莹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
毕业后不久，她的表哥在深圳南山打来电话，得知了柳莹的情况后对她说，要不你也来南山吧，跟我学写代码。
那是柳莹第一次听说代码和编程，第一次听闻程序员这个职业。上学期间，她都没有过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但柳莹想，反正自己不喜欢当时的工作，去就去吧。
可这一去，她什么也不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
当时表哥留给了柳莹一台陈旧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她能学的东西也很有限，“Java后台太复杂学不来，做UI美工我没底子，只能学前端开发”。
每天表哥上班后，柳莹就一个人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自学。她对着电脑看着视频，一点一点走进编程的世界。
对她来说，零基础学编程要吃很多苦。由于写代码要用到不少英文词汇，而她的英语很差，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抄写。好在用的多了，自然也就学会了。
柳莹回忆，自己有时学累学腻了，也会聊天逛网页。被表哥知道后，断了她的网，只留本地视频给她看，这让柳莹的焦虑感骤增。
吃住全在表哥家的柳莹为了减轻负担，有时还会去帮着朋友看店。每个月赚几百元，虽然不多，但她至少吃饭的钱有了。
时间慢慢过去，她始终处于一种迷茫和焦虑的状态中，学了真的就能找到工作？
这样的疑问持续了三个月，有天她终于沉不住气问表哥，“我能不能去上班了？”表哥打心眼里觉得，她学的那点东西自己压根看不上，但还是让柳莹试着投投简历。
接下来就是撒网式投简历、跨区域面试的过程。
十家公司里面能有两家回应她就很开心了，虽然第一份工作的月薪仅有3500元，但至少能够租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开始赚钱养活自己了。
三年过去，如今柳莹的月薪也过万了，这个水平在行业内算不上优越，仅仅是一线的普通码农，但对她来说，命运早已在那三个月发生了改变。
她时常会想起那天从工厂里逃走的情景，也会怀念在表哥的出租屋里夜以继日学代码的日子。
柳莹的工作常态。 受访者供图
“风口上的猪”
在某搜索引擎上输入“程序员”三个字，结果的前几条都是与编程有关的培训广告。为了摆脱贫瘠的生活，不少年轻人通过参加培训班进入IT行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63578元的年平均工资占据了收入榜首。
这似乎是程序员的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
柳莹回忆，2015年，她曾经上午从一家公司离职，下午去另一家公司面试，第二天立马就可以上班。光2017年，柳莹就换过三家公司，一家破产，一家老板跑路。
一面是资本的热流涌动，另一面是创业公司的骤生骤死。进入IT行业六年，雷大同形容一路“摸爬滚打”。
1990年出生的他来自湖南，虽然只有高中学历，已经称得上公司里的“技术大牛”。
这位“大牛”最常的打扮是，上身一件穿旧的深色短袖，下身牛仔裤、皮拖鞋，看起来貌不惊人。他住在南山区西侧宝安区的一处城中村内，狭窄喧闹的街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农民房”。
农民房的说法来自于改革开放后，当地人修建了许多简陋的房子用于出租。这些房子显得陈旧而又拥挤，被称为“握手楼”，意思是两栋楼挨得很近，楼两边的人甚至可以握到彼此的手。
雷大同和一个老乡合租在一栋农民房的顶层，狭小的空间里摆满了衣物、箱子、自行车，25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不大能找到下脚的地方——很难联想到他的年薪有25万。
雷大同的屋子 受访者供图
上学时爱玩游戏的雷大同在高中毕业后去了一家游戏公司。当时“年少无知”的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不上大学，一个月挣4000，四年下来你想想有多少钱？”
他的工作并非是开发设计，而是测试。“他们设计了一款游戏，我就负责玩，玩出bug给他们修复。”
在外人眼里，这是一份看似轻松愉悦的工作，但雷大同说，他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
每当游戏上线或发布新版本之前，所有测试员必须通宵达旦地作业，从早到晚重复着机械的动作，只要一两天就会失去玩游戏的乐趣。
为了节省人力，更高效地进行测试，有人会用脚本让机器自动测试。雷大同也开始跟着学，他心里明白，不学这个，工作就干不下去。
2011年，在某天凌晨加完班后，雷大同泡了一杯柠檬茶，喝了几口就睡了过去，等醒来他感受到剧烈的胃痛袭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后他才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慢性糜烂性胃炎。
“我上网查了一下，这是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导致的。”雷大同说。
从那时起，雷大同就慌了，随即辞职，回去开始自学后端开发。每天他什么也不干，早8点睡醒了就开始看视频，一直看到晚上9、10点。
回忆起那段日子，雷大同说，纯粹就是没钱吃饭，又不想问家里要钱，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赶紧学好，毕竟之前的收入也不多，想靠这个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好在写过脚本的他有些基础，一个月内就把整个Java语言过了一遍。然而等找到工作后他才发现，程序员的工作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
雷大同说，有些互联网公司属于宽进快出的类型，每次招七八个人，最后只留下一两个。为了留下，整个半年他都在加班加点，上班没做完的工作他带回家继续做，那是他此前从未有过的拼搏岁月。
雷大同信奉小米创始人雷军的一句话：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不少人认为，创业找对方向就能赚钱。而对于就业者来说，选对行业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雷军还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风的时候，猪怎么办？”
雷大同说，雷军前面那句话没说完，“猪都可以飞得起来的台风口，我们稍微长一个小翅膀，肯定能飞得更高”。
这个“小翅膀”，对雷大同来说可能就是夜以继日的努力，还可能是一纸文凭。
云栖社区做过一份《2017年中国开发者调查报告》，发现中国开发者中58.6%的人是本科毕业，21.8%的人专科毕业，11.9%的人硕士毕业。
像雷大同这样的高中毕业生甚至没挤进调查样本。2017年，他参加了成人高考，就是为了让工资“赶上”自己的能力。
他能明显感觉到，近几年当“风口的风”没那么大时，公司招聘开始设置门槛，要求具备一定学历。有次他去应聘，HR过了，技术顾问过了，部门经理也同意他加入团队，但简历一到老总那发现学历是高中，最后还是将他拒之门外。
这个时候，他特别后悔当时算的那笔账。“现在来看，还是算亏了。”雷大同苦笑着说。
雷大同走在狭窄的出租屋楼道。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没加过班的程序员不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
雷大同也许有些悲观，学历之外，一些创业公司仍然看重程序员的工作经验和自学能力。当然有时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加班？”
凌晨时分走在南山科技园的街道上，一座座大楼早与黑夜融为一体，但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日光灯把办公室照得格外清晰。在南山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大楼下，出租车一辆接着一辆，即使是在凌晨，他们也不愁拉不到生意。
2017年最后一个周六，印小龙仍然早早起床坐上地铁。公司最近项目赶得很急，他已经连续加了好几天班。
好在周末的地铁并不像往常那样拥挤，印小龙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小时路程内，悠闲地靠在车厢栏杆上，听着歌刷手机。
换作2015年那会，他压根不敢这么悠闲。
印小龙本科毕业后来到深圳，目前就职于一家智能家居公司，年薪30万。虽然才28岁，但他看上去已经有些发福。
印小龙说，自己其实是一会胖一会瘦的。“加班的时候会坐很久，作息也不规律，很容易就胖了。”但如果他有时间，他会疯狂地打羽毛球、跑步。
之所以会这么做，因为这两年的加班生活已经让他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体。
在大学里，计算机只是他的第二专业。所以当进入到IT行业时，他发现当年学的东西和工作实际出入很大，还要重新学。
“醒着在敲代码，睡了好像还是在敲代码。”印小龙如此形容自己刚入行那会的状态。文科出身的他认为自己学得很慢，“比如同步模式Synchronous这个单词自己怎么也记不住，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抄、背。”
那时候，他一边上班一边学习，最忙的时候一天就做三件事——看、写、敲。饿了就随便吃点，熬到太晚澡都不洗就睡了。等到突然冻醒，“哇，天都这么亮了，赶紧起来洗脸敲代码。”
对于程序员来说，加班也分情况。
有的加班实属无奈，比如新产品、版本上线，或者开发的产品出现了不可控的问题需要紧急修复，用户等不起；比如在芯片工程行业，眼看硬件就要投入量产，物料、人力都已经就位，此时软件出现了问题，所有工程师都要加班加点，制造商等不起。
还有一种情况，公司为了追求利润，直接绕过技术组的意见盲目地和客户商定交货日期，这“坑”的就是程序员。
2017年6月，印小龙所在的公司接到了一家500强企业的订单，整个领导层十分激动，决定一定要做好“这一票”。
项目越早交付也意味着利润越高。所以公司与客户商定，20个工作日后交付产品。
但后来印小龙才发现，这个项目以他们团队的能力来看，至少要做两个月。然而公司方面不愿意浪费这次大好良机，在项目立案当天，领导召开了一个激情澎湃的鼓动会，希望所有人咬牙完成任务。印小龙说，这叫“打鸡血”。
项目开始后一周，所有人都在头脑风暴、框架搭建，团队每天都在讨论，如何突破各个功能需求。就好像在写作文之前打草稿。
但写一篇作文需要花60分钟写完，此时已经有20分钟用在了构思上。能力强的团队剩下40分钟争分夺秒也能完成，但对于印小龙的团队来说，这实在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时公司的一位上级主动开始加班，并要求下属团队每天至少加班到晚上十点。
印小龙并非吃不了苦，他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但当时他的妻子临近生产，他想有更多时间陪在妻子身边，便向上司提出拒绝加班。
上司听了很生气，“这可是一家500强企业的订单，做好了对我们公司的发展很有帮助，你们为什么不加一下班，加班我们也给你们补助啊？”
印小龙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此时一位同事抢在他之前回道，“你要觉得我做得不够好，开除我就是了”。
印小龙此时明显感觉到上司情绪不对了，但那位同事手上握有法国的一个项目，上司也不敢说开就开。印小龙赶紧半开玩笑地缓和道，“我们都累了几天了，回去跑跑步运动一下，不然命都没了怎么写代码？”
上司沉默了几秒后说，“是啊，身体重要。像我就落下了胃病的毛病，一发病，什么都干不了。你们以后要锻炼啥的不能加班，提前和我说一下。”
最后，项目的工期还是延长了，印小龙还是加班了，只不过没有加得太晚——公司内部有个“铁律”，只要以运动的理由拒绝加班，上司或老板都会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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