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生物多样性保护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据您了解，资金的需求量有多大？
蓝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需求量一直是学界热切关注的话题之一，不同的研究团队对此分别做了很多测算工作。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新自然经济报告》估算，需求在每年7000亿美元至10000亿美元之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估计每年需要8240亿美元。各方数字虽有差别，但大致在接近的水平。
中国环境报：我国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获取投融资的方式有哪些？效果如何？
蓝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融资模式有信贷、保险、债券和基金等多种模式。绿色信贷是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渠道，例如自然保护工程、自然保护区建设及生态修复工程等，银团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等都是信贷投入这个领域的重要实践。创新的绿色保险产品，例如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通过银保合作，建立野生动物保护项目融资风险分担机制。在债券方面，金融机构直接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或者投资地方政府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地方债。各种基金模式，例如青海的“公募基金会+信托”方式支持三江源国家公园项目；湖南张家界采取“私募基金+银行”方式支持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等。另外，还有融入金融元素的湿地银行，包含了生物多样性因素的碳汇交易等。各种金融创新手段为生态友好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从总体来说，资金还远远不够。
从项目属性本身来看，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都具有公益性强、收益低、期限长的特点，项目的正外部性难以内生化，商业模式盈利性差、融资难。从商业银行自身角度来看，对于盈利性低、期限长的项目，受制于资债匹配性、盈利性等因素，对正外部性较强的生物多样性项目授信意愿不强。从项目还款来源来看，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还款来源不充分，很多项目主要依赖财政支出，其中涉及政府债务问题。这些问题会限制金融机构进一步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动力。目前要弥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最重要的是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生态收益市场化、资金化、金融化，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环境报：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有多大？资金筹措的难点在哪里？
蓝虹：《新自然经济报告》估计的资金缺口是在5570亿美元—8570亿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估计是存在着接近7000亿美元的缺口。
资金筹措的困难之处在于，当前的资金筹措模式仍然过于依赖政府的承诺，或者跨国协议中的资金安排，而金融机构真正出于可持续经营动机进行的投资动力远远不足。目前市场上还缺乏足够的盈利模式或付费机制，促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一种可持续经营的商业模式。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方面亟待绿色金融技术设计和商业实践的突破。
同时，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对于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以及这种影响如何作用于投资的收益与风险，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识别能力，最终影响了投资意愿。
中国环境报：金融机构作为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蓝虹：有两方面是目前值得关注的：一是金融机构要更加注重自身投资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二是进行绿色金融技术创新和设计，在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时获得投资收益，如将碳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的创新、生物多样性溢价产品的开发等。
银行机构在审核投资项目时，就应当把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投资决策中进行管理。绝对不是发现风险后就拒绝对这些项目提供资金，而是要进行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毕竟这些具有高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行业都是国家需求的，例如采矿、能源等。比如《银行业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标准》就是一套供银行规避和控制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方法体系，降低了金融机构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成本，提高了精准性。银行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的重点不仅是识别有哪些生物多样性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管理这些风险。因此，标准专门在每个审核要点后面给出了管理办法。这样，银行通过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既降低了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又降低了自身的投资风险，从而使得银行的投资更多地流向对生物多样性有利的领域，实现投资收益与生态收益的共赢。
金融机构的创新可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必需的资金支持。除了营利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以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碳汇相结合是未来十分有前景的新发展领域，但仍需要相关方法学的发展和突破。
中国环境报：如何进一步调动各方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融资积极性？
蓝虹：一是要运用绿色金融技术设计更多盈利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要可持续地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运用绿色金融技术设计寻找这些项目的盈利模式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设计好适合的盈利模式，以及投资风险分担机制，那么金融机构不需要依赖政府的强制动员，不需要额外的情怀，仅靠追逐利润规避风险的动力就会主动投资到这些对生物多样性友好的领域。
二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要与气候危机的解决协同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温度上升，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影响。我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时候，也需要保护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如森林、湿地、海洋等，实际上就是在增加自然界吸纳碳的总量，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危机的解决这两者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理解了这一点，对于在中国甚至在全球的生物多样性融资都是非常关键的，可以利用气候融资渠道打开生物多样性融资的很多渠道，甚至是主渠道。
目前有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是对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原始林、湿地等的保护如何转化为碳汇。目前的方法学大多数是针对新增林，但是新增林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很有限，从一个百年的长度下去观察，原始森林、湿地等固碳能力是大于人工新种植林。特别是新增林在几十年后会被砍伐，使得以前固化的碳又重新释放到大气中。对原始森林、湿地生态价值的市场化转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原始森林和湿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也对全球固碳非常重要，一旦破坏了，很可能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和固碳的损害就是永久性、不可逆转的了。然而，原始森林、湿地的保护与管理是需要成本的，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存与发展也与其息息相关。目前针对原始森林、湿地的碳汇方法学，在额外性的要求下几乎还没有，这对原始森林和湿地的维护是不利的。如果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相信会促成很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成为金融机构的投资机遇。
中国环境报：国内外有哪些好的筹措资金的做法值得借鉴？
蓝虹：债权—自然置换（Debt Swap for Nature）是一种资金安排的良好实践模式，来帮助背负沉重债务的国家与地区在债务重组中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非洲国家塞舌尔通过债权—自然置换，投资了生物多样性，维护和提升了海域的蓝色生态，为生态旅游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目前，塞舌尔已经成为全球著名的旅游胜地，生态旅游给当地带来的收益，使塞舌尔这个几乎没有工业的国家，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
国内也有不少成功的实践经验，例如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候鸟小镇项目。项目依托核心保护区以外的原生态湿地，打造大面积人工湿地，形成服务于科研、旅游、教育、科普的综合性湿地公园；打造特色休闲产业，形成消费聚集；对周边的鄱阳湖候鸟保护站进行功能提升，打造专注湿地候鸟研究的科研基地。项目净收益达到了9%以上。
生物多样性保护归根到底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经营模式，使得当地社区因保护生物多样性而获得商业收益，从而使得投资者有内在动力进行投资。营利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模式的设计和开拓，是一切生物多样性金融发展的基础。因为，金融是要盈利的，只有设计拓展营利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和模式，金融才能广泛运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才能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