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
中国又一波关于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宏观调控即将来临。
在3月份召开的“第六届中国太阳级硅及光伏发电研讨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官员表示，光伏领域也要调结构并防范产能过剩等问题。出于调结构的考虑，近期国家可能出台《多晶硅行业准入标准》，从而使得太阳级硅行业更加健康发展。
行业预期，《多晶硅行业准入标准》主要内容将涉及布局、能耗、环保、监督等众多方面，多晶硅行业准入门槛可能确定为“产能规模大于3000吨/年，还原电耗小于60千瓦时/千克”。
未来多晶硅产业投资门槛出台，能否有效遏制部分地方多晶硅盲目、粗放投资的格局？会否对四川现有的多晶硅产业形成冲击？而以此为上下游产业链条的太阳能光伏产业，究竟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作为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常务副会长，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一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精辟的预测。
A 产业政策适当约束是好事
记者：一直有争论的太阳能产业产能问题，主要集中在多晶硅领域，09年行业刺激政策出台后，大量的资本涌入该领域，导致出现了大量技术含量较低的小规模产能。今年要出台多晶硅的准入标准，会对现在投资这个产业的企业有什么影响？
刘汉元：光伏产业在中国从真正形成规模来算，只有6年的历史。在过去的3-5年之内，中国已经基本掌握了多晶硅的生产技术，在下一代生产线上，可以说是将完全掌握这项核心技术。从全球多晶硅产量中中国基本为零产量，提升到去年占到全球产量的1/5，我估计今后不超过10年，全球将会有一半甚至70%以上的多晶硅是中国人生产的。
但是由于过去行业水平的参差不齐，加上萝卜快了不洗泥，技术不到位导致的污染和能耗，确实影响了大家的判断。也由于某些方面对新能源的认识，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公众媒体，大家的认识还不完全统一。很多人没有看到它的主流趋势是非常好的。我认为，掌握这个技术并且规模化运用，是中国参与未来世界经济革命中最大新兴产业竞争的一次绝好的切入机会。
在短期内，我们应该协助它治理、完善，国家出台的准入政策可以理解。比如说要有多大的规模才准入，对各种能耗有严格的要求。这些能耗要求基于西方的水平略有放宽。但中国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基本接近、达到了这个水平。如果用这种方式去适当约束，也许是一件好事。
对于以后不同规模企业的生存问题，有可能去掉不少，也有可能去不掉，因为它的增长空间太大。它和其它行业不一样，其它行业只要一压一挤，就会挤掉水分挤掉沙子。
B “产能过剩说”值得商榷
记者：从全球市场的供需情况看，2009年国内多晶硅厂商的有效供货能力达10万吨，且仍有部分地区的多晶硅项目还在不断上马，产能将会继续扩大，有行业分析师预期全球有效需求仅为6万吨，远远小于供应量，这不是意味着产能可能出现明显过剩？
刘汉元：天下的商品都可以说它过剩，唯有太阳能光伏不过剩，因为它还没起步，如果要说起步了，也仅仅是刚开始。因此，简单说它过剩，是不准确、不科学，而且欠严谨的。如果在遭遇金融危机后，在大家一哄而上的背景下，即使出现了短时间的过剩现象，也仅仅是盲目投资所引起的一定时期的、阶段性的产能过剩。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在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我想政府调控的本意，在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投资的节奏，这不仅是光伏产业，对任何一个行业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么出现“产能过剩”的说法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是大家的认识不完全统一。因为它涉及很多自然科学和专业知识以及对能源多方面的把握；第二，整个多晶硅产业是一个高技术产业，它需要很高的自动控制技术，很高的管理水平，很高的设备单机和系统可靠性，才能够生产出真正符合要求的多晶硅。这些技术掌握在欧、美、日、韩等国家手里，实际上有30-50年。中国前几十年也在这方面的科技投入上做了很多尝试，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我们未能进入主流应用，算是跟着别人发展了几十年，而近3-5年来在多方面强大的力量投入和有效的企业运行机制下，干了过去30-50年没有干成的事情——成功掌握了这项技术并规模化使用。
5年以前，中国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多晶硅99%以上靠进口，2009年我们自己就供应了50%的多晶硅，这是个非常快的速度。去年大家就在说过剩了，却没有想到去年50%还是要靠国外进口。所以“过剩说”真是值得商榷的事情。今年我们1/3的多晶硅还要靠进口，明年后年能够自身满足就很不错了。
C 多晶硅高污染高排放已成过去时
记者：这两年行业外的人对多晶硅生产还有着高污染、高排放的认识，不断呼吁对环境不友好的产业进行更多限制。
刘汉元：这是过去形成的概念了。很多年前，国人没有掌握技术时，回收利用基本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排放出的四氯化硅和氯化氢有时候简单地把它一冲了之，造成了排放上的污染。而新的生产工艺，包括国内主流的正规厂家，是不可能看到漫天漏气、满地污染的现象的。这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概念，环保的治理几乎做到零排放。
如果中间的工艺控制得当，本身并不消耗能量，消耗能量的是生产过程当中维系生产工艺时消耗掉的一部分能量。为什么大家说它是高能耗？因为生产制造它的过程当中，每一公斤多晶硅确实要消耗差不多100-200度电，粗一看确实很高。但仔细一算，我们现在算下来的结果是，投入1度电来生产多晶硅，最后形成太阳能光伏组件，它在有效的生命周期内能回报15-20度电，最高可达20-30度电。这在人类的能源消耗历史上绝无仅有。
因为我们的能源过去几乎都是消耗了就不再复返。谁可以把汽车开出去溜一圈后，把排出的废气收回来再变回一桶油？我们的能源从来都是消耗后转化成另一种物质，从能源的角度来看，不可能产出大于投入。而光伏发电相对于做了一个能源转换器，太阳光不断地照射地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源源不断地享受清洁能源。没有核污染，没有其他排放。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有质的飞跃，这些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使用，必须是我们未来几十年要解决的问题。
D 投资于能源转换效率最高的产业
记者：新能源的实现方式也有多种，你为什么只投资于太阳能光伏产业？
刘汉元：根据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2050年排放限制的规定，如果广泛使用新能源，将不再是什么棘手的问题。目前已经成熟的光伏发电，转换效率基本可以达到15-20%。其它类似原理的技术，还有可能把这种效率提高到30-50%。
15-20%的效率是个怎样的概念呢？石油、煤炭、天然气，对光能的转换效率不会超过万分之一到亿分之一这样一个数量级。人类可以依赖的生物质能源（玉米、小麦、水稻、到可以吃到的果实为止），对光的转换效率也不到1/100。如果对这1/100要进一步生产成生物柴油或者是燃烧的酒精，这中间的效率又只有其中的30%。也就是说光能的转换效率到工业酒精、生物柴油为止，不会超过0.3%。
0.3%和15-20%相比，基本上是提了50-100倍的效率。前段时间我测算了一下，我们可利用的草原面积大约是我们现在在耕种的土地面积的2.5倍。我国的草原面积有3亿5000万公顷，相当于350万平方公里，约等于我们全国陆地幅员面积的1/3。这些草原其中相当一部分现在处于荒芜状态，只要利用它们面积的1%来搭建光伏发电站，就可以发出我们现在总量的电力。
对新能源产业在未来的中国、世界经济发展当中的价值，我感觉到非常巨大。它是未来我们有生之年看得到最大的一个新兴产业。中国不能再错过这轮机遇，要重视新能源产业的研究和推广。实际上我国的新能源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光伏组件的生产量，2008年中国占了全世界的37%，2009年就占到了将近一半。中国多晶硅两头在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包括现在的核心制造设备。原来是三头在外（多晶硅生产在外、核心设备在外、市场在外），现在只有市场仍在外。
我们目前的产量和生产线水平，在全世界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处于全世界最大的量和相对领先的水平。预计在后年，中国多晶硅产量将会达到全世界产量的70%。如果中国到2050年，增长能源的30-50%或者更高比例用清洁能源来提供的话，可以形成一个最大的内需产业。
E 建设西部能源高地刻不容缓
记者：基于西部的优势，前段时间你提出打造西部能源高地的建议，这能在更大范围内取得共识吗？
刘汉元：西部的发展要有特别的针对性，不能够简单地复制和照搬东部地区发展的历史，我是这样思考的：我国中、西部地区虽面临诸多发展瓶颈，但其具备东部和沿海地区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尤其是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烟稀少，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烈，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每平米太阳能年辐射总量达3350—8400兆焦，平均为5860兆焦（相当于199kg标准煤），每年我国陆地地表吸收的太阳能，大约相当于2.4万亿吨标准煤的能量，相当于2009年全国能源消耗总量30亿吨标准煤的800倍。其中西藏西部是我国太阳能资源最富集的地区，每年最高达2333千瓦时/平方米（日辐射量6.4千瓦时/平方米），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非洲撒哈拉沙漠。
我国西部地区现有沙漠化土地面积100多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太阳能资源丰富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假设将这些沙漠化土地的1%，用来安装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按目前较保守的100Wp/m2技术水平计算，装机容量即可达10亿千瓦，而据工信部数据，2009年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仅8.74亿千瓦。以西部四川省的凉山、甘孜、阿坝“三州”地区为例，利用区域内草地的1%即可实现年发电2768.16亿度，倘若加上中、西部地区的青海、甘肃、内蒙、新疆等省份的广大草原、戈壁地区，发电量完全可以再上一个数量级。
太阳能光伏产业是一个市场规模大、产业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朝阳产业。充分利用我国中西部地区大量沙漠、草原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将中、西部地区建设成为我国未来的清洁能源基地，既是四川、青海、甘肃、内蒙、新疆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东、中、西部能源平衡自身的需要。而产业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对西部地区的和谐稳定、民族政策的落实、当地居民的长治久安、环境治理和水土保持、老百姓增收致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升级转型、增长方式的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希望形成广泛的共识，一旦达成后，就会形成观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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