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伏产业正在演绎什么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正如1月20日在首届新能源国际高峰论坛上的一幕—主要光伏企业的高管在台上热烈地讨论“政策如何扶持太阳能产业”，但问题所指的政府、电网和发电企业，却未派任何代表出席。主持人试图缓解这一尴尬气氛，他发动听众给台下的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掌声，奢望这位在场的唯一一位半官方背景的学者将企业的焦虑传递给决策层。
在过去一年里，类似的独角戏几乎每个月都会隆重上演一次，座无虚席。太阳能光伏电池制造商们不断重复这样一个故事：当传统能源日益枯竭，唯有新能源才能拯救人类，而这正是中国唯一能与世界同步的产业。“全中国的人民和媒体都应该为之欢呼，中国应该为这个行业感到自豪！”通威集团董事长刘汉元说。这位中国著名的鱼饲料大王，自去年开始在光伏领域大举投资。
但决策层似乎已对这些故事审美疲劳。此前传闻大半年之久的新能源产业规划和上网电价迟迟未能出台。即使标杆上网电价一度呼之欲出并传已定为1.1元/度至1.2元/度之间，到1月19日，新能源掘金者的希望也彻底落空了，国家能源局发文内蒙古等西部8省区，要求上报光伏电站项目。这意味着在出台全国统一的标杆电价和继续一事一议的电站招标的犹豫中，决策层最终选择了更为保守的后者，也等于告诉已经站在起跑线上跃跃欲试的光伏制造商—我们得再研究下比赛规则。
2009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达到了4011兆瓦，占世界太阳能电池总产量的四成，但这一年的全球光伏市场却令中国企业提心吊胆：先是在2009年初遭遇金融危机重创，在二季度逐渐恢复元气后，西班牙政府又大幅消减财政补贴；而至2010年1月份，德国将光伏并网的补贴消减掉15%；法国能源部也将屋顶太阳能电力收购补助费率下降24%。这些信号意味着各国政府正在积极试探光伏行业独立生存的可能，同时，也给九成产品销往海外的中国光伏企业发出警告：海外市场增速远不如他们预想得快。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成为决胜未来的战场已经成为共识，问题是这一市场何时能够真正启动，这成为所有制造厂商期盼并为之努力的事情，但实为不易。其一，决策层被大干快上的浪潮与国际市场的增速之间的对比感到忧心忡忡：去年8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风电设备和多晶硅产能过剩的警告，在行业内引发了强烈震动(详见Gemag.com.cn《黄牌警告》)；其二，更进一步，决策者对中国承担过剩品试验场的角色亦存担心，迟迟不愿打响国内市场的发令枪—明确新能源规划与上网电价。
被邀请上演讲台的李俊峰劝告在场群情激扬的企业家说：“大家慢一点，控制下速度。”尚德电力副总裁解晓楠并不赞同，“要放慢是很难的事情，因为现在处于初始阶段。”?
太阳能光伏行业审慎之因
急于为GDP贴上绿色标签的地方政府，是这场光伏长征的推波助澜者：有18个省份号称要打造“新能源基地”，近百个城市宣布要把新能源作为支柱产业。正如同过去互联网泡沫时代的故事一样，“即使没有技术，有银行贷款也能发展；即使连银行贷款都没有，有政府支持也能发展；即使全部都没有，摆着这么大的市场，也能发展。”一位频繁遭遇地方政府招商部门“打扰”的光伏企业高层无不揶揄地说。
与地方政府的热情相比，决策层却显得过于沉寂。以至于一位国内著名光伏企业的高管向《环球企业家》抱怨说，“高层没有真的把太阳能作为战略性产业，太阳能在高层也没有代言人。”
这或许是所有光伏企业共同的抱怨，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光伏企业却正产生根本性分歧。在去年3月敦煌10MW电站的招标争夺战中，英利0.69元的地板价无形中将光伏行业划分成了两大派，一方希冀以低价让决策层意识到光伏发电的价值，同时也树立后来者进入的门槛；一方认为获得更高的政府补贴才有利于行业的发展。这给原本就人力紧张—国家能源局中负责有关光伏产业的不超过10人—的决策层带来巨大的迷惑，到底哪个路线才是刚刚好？
低价路线的拥趸认为，即使国家给予补贴，也应以低价启动市场。因为靠补贴来赚取高额利润会引发资本蜂拥而至。他们笃信，市场里的大玩家必须牺牲短期利润树立高门槛，这个市场才会有更持续的发展；但更多人的逻辑却是，既然政府要给予补贴，那何不获取更多的补贴以激发企业进入这一新兴行业的积极性？在这一派别中，聚集了那些对“新能源”光环背后的大量政府资金虎视眈眈的新进入者。
后者看起来更占上风。如同互联网热潮在初期的浮躁，大多数从业者已不把自己定位于制造业，而成为专业的游说人。加之光伏行业去年推出的“金太阳工程”、“太阳能屋顶”、“光伏产业示范基地”分属财政部、建设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等多部门，光伏企业更喜欢在项目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使得整个行业更为浮躁。
“现在中国政府在发展新能源的问题上陷入了巨大的彷徨之中。”泛达国际投资中国顾问马林告诉《环球企业家》，“企业聪明的做法应该是自己去协商出一个发展办法，而非继续互相攻击，各自为政。”不过这几无可能。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曾试图建立一个光伏产业联盟，但他沮丧地发现一些企业并不买账。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的尝试，也因在会长人选问题上的争议而出师不利。
不过，决策层或许更乐见到这种局面。因为确定价格意味着短时间内要拿出巨额资金补贴，但越晚推出，支付的就越少—三年前光伏发电成本是4元，而现在则仅为1元多。更现实的因素，对于情况复杂的中国来说，西安与深圳的光照差异已经与德国和西班牙类似，出台一个统一的“普惠性”的上网电价并不能解决问题。
而一旦定价过高，一场光伏电站的大竞赛将就此拉开。殷鉴不远，2004年，西班牙启动了高额的电价补贴政策，照搬德国发展太阳能光伏的模式，在短时间内过度建设，让其在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太阳能市场，同时导致了各种产业问题。在2009年初，西班牙政府又踩了“急刹车”，大幅度强制降低光伏市场规模，导致巨大的产业震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启动很小心，中国很可能会重蹈西班牙的覆辙。”美国应用材料公司首席技术官麦克·斯普林特告诉《环球企业家》，作为光伏产业的上游设备供应商，他希望看到中国能够迅速启动光伏市场。但如果一个市场迅速兴起后又迅速萎靡，这种波动对下游厂商来说即使可以接受，但传递到上游设备商那里就会成为惊涛骇浪。他更愿意看到一个平稳起步，长期发展的中国光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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