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能有地域限制，风能缺乏稳定性，核能有严格的政策控制，当今新能源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能。随着太阳能产业受到热捧的还有生产太阳能电池不可缺少的原材料——硅。
用硅做成的太阳能电池片，虽仅巴掌大小，却可将阳光源源不断转换成电能。这个过程不会污染空气，也不排放温室气体，在能源紧缺、气候变暖的当下，更显难能可贵。这就是光伏发电的神奇之处。
作为新能源、新材料两大产业的典型代表，太阳能光伏产业的转型胜算在哪里？记者予以着重分析。
据国际能源机构预计，传统能源消耗今年将达30亿吨标煤，且每年递增7%，10年后就要翻一番。能源紧缺的忧虑、低碳经济的盛行，让生态理念先行的欧美日等国加快了太阳能的应用步伐。国际光伏产品市场空间越来越大，我国已连续三年位列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从国内看，尽管民间光伏发电应用不多，但光伏电站的建设已开始启动。
光伏市场犹如一只巨大的“蛋糕”，浙江民营企业纷纷转型加入该产业。
让人眼红的转型“先锋”
4年产值增长100倍一个小企业的神奇之旅
如果按产能划分，省内规模最大的嘉善浙江昱辉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无疑处于浙江光伏企业第一方阵。据悉，该公司今年太阳能组件可达400兆瓦，硅晶片生产能力达1200兆瓦。其还有一组更令人瞠目的公开数据：公司年销售额从2005年投身太阳能产业时的5000万元到2009年50亿元以上,4年增长了100倍，预计2011年销售将达500亿元。
这让人很难想象，转型前，这是一家处于光伏产业链中下游、以产销太阳能电池组件和电源系统为主的普通民营企业。
在公司CEO李仙寿眼里，成功不是偶然。2005年，行业里硅原材料短缺已相当明显，多晶硅国际供货合同价从2003年平均售价仅25美元/公斤一路攀升到2008年的400多美元/公斤。而全球每年丢弃的硅废料和废硅片大约为6000吨到8000吨，这些废品每年可产出5000到6000吨硅晶原料。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面包含的巨大市场。为占据低成本绝对优势，李仙寿毅然转型从事废硅片废硅料再生产。
经有效回收、反复实验，废料利用的关键技术获得成功：在当年多晶硅进口价暴涨到七八十美元/公斤的时候，公司收购的废料价仅40美元/公斤，毛利率接近40%，且以此生产的高品质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16.2%，在当时国内外市场属前端。
随着业务量扩大，该公司整合产业链，分别在省内和四川投资兴建多晶硅生产基地。“投产后可满足浙江工厂50%的多晶料需求，从根本上解决国内企业原材料依赖进口的现状，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转型短短几年，这家当初并不起眼的民营企业成为世界第三大硅片生产商。
被称为“引领晶硅电池进入薄膜时代”的浙江正泰集团也是名副其实的转型“先锋”。
在不放弃电气传统产业的前提下，2006年转型太阳能。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欧洲纷纷取消订单，正泰却逆势投资20亿进行产品升级，在国内率先研制出薄膜太阳能电池。首条薄膜电池生产线去年5月下旬开通投产后，其生产的电池转换效率高且成本低于第一代产品30%。
但正泰的胃口不仅如此。据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介绍，集团除了在国内已有的宁夏光伏电站外，甘肃、内蒙等阳光充沛的西北地区都将建电站。此外，他还在多方场合强调国内企业应实行本土国际化战略，“不单单把产品卖出去，而是在海外发展时把贸易、市场、生产、采购、研发、投资等全部迁移”。
正泰诠释该理念的实际行动是：看好中东市场的长期发展和辐射效应，抓住逆市机遇，在迪拜设立第一家海外子公司，此后在美国和德国也都有了自己的机构，目前海外市场比例占到总产值95%以上。去年，集团整体销售增长了10%，产能扩大了30%，利润增长60%，今年势头更好，“每个工厂加班加点忙不过来”。南存辉说。
转型成功的企业还有很多，如“宁波太阳能”在光伏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布局，图谋“吃干榨尽”整个产业链利润：上游硅材料提纯生产线在衢州即将投产，太阳能组件生产基地在宁波高新区如火如荼，下游的太阳能电站安装与集成服务都有专业的公司，已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与外方合作建了多座太阳能电站。发展形势一片大好。[page]以印染纺织起家的龙柏集团董事长朱柏根，先是联合其他企业参股建立光伏公司，经技术攻坚破解国内原材料纯度较低的“瓶颈”，使晶体硅纯度达99.9999%以上。之后才在2007年首期拿出8亿多元投入光伏产业，生产晶体硅光电池所需原材料太阳能硅片和电池片。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值有望达到20多亿元，将远远超过目前传统业务5个亿的年产值。
转型“先烈”的纪念碑
资金链断裂，熬不过金融危机；外行转型跟不上技术革新；重复建设低端竞争……
然而，“先锋”们的辉煌却无法掩盖“先烈”们血本无归的惨烈。
看到一个个转型“先锋”的高回报率，2006年后，光伏产业在浙江开始流行起来，原先从事机电、水泥、化工、造纸、印染、纺织等传统产业的民企纷纷投入新产业。很快，整条光伏产业链多晶体硅料制造、硅锭/硅片生产、太阳能电池制造、组件封装和光伏系统应用的五个环节都有了民企身影。并形成了以拉硅棒、切硅片为主产的嘉善、衢州集聚区，以晶硅炉为主的绍兴集聚区，以光伏产业配件为主的杭州、临安集聚区。全省光伏企业数量从几年前的60家到现在160家以上。
浙江太阳谷能源应用科技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无奈间成为“先烈”。
原先从事的经编产业年产值2亿多元，董事长章宝阳赶上了光伏潮流，2006年6月组建“太阳谷”，短短2年，销售额已是原产业2倍。当地不少企业在其带动下也蠢蠢欲动。
然而那场著名的金融危机让这些企业猝不及防。“因国内光伏产品95%出口欧美，而金融危机中欧美市场需求迅速萎缩，国内市场又尚未兴起，订单似乎一夜之间就没了”。企业主们急得团团转。在海宁，一些光伏企业原本每月有50吨左右的外销，但在前年10月，一张订单都没有。
但这个时候的章宝阳还是信心满满，“太阳谷”离纳斯达克上市已不远了！美国一投行已签下合同愿意投资，上市流程也已走到审计这步。只要能上市，挺过危机不成问题。因此，尽管眼前形势不容乐观，章宝阳依然加大投入，“太阳谷”第二条生产线就在危机下进入设备调试。
不幸的是，沉重打击袭来：去年5月，为他们上市搭梯的美国投行突然倒闭了。没了梯子，上市突然变得遥遥无期。
这还不是致命的。进入这个行业后才发现，该产业技术更新速度让人史料未及。“2006年电池转换率达16%就很不错了，2年后，18%的已遍地都是了。”章宝阳说，一条生产线动辄就要砸下五六千万元。除非暴利，否则完全没办法靠自己翻身。而此时的太阳能行业暴利时期已过去，产业链的天平失衡了。
更糟的还在后头。前年9月，多晶硅原料价格大概320万元/吨，电池片利润也很诱人。当时看着生意好，囤了不少高价多晶硅，谁料去年原料跌到40万元/吨左右。在多重重压下，成立仅3年的“太阳谷”在经济环境即将好转、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倒在了黑暗里。
让章宝阳唯一感到庆幸的是，因一直为上市做准备，设备、标准、认证都很齐全，“阳光谷”最终出售给了江西一家企业。比他更惨的是，当时还有几家转型光伏的本地企业无法撤出，血本无归。据悉，前年9月海宁注册的光伏企业有10家左右，第二年只剩下3家。
在金融危机中倒下一片的还有开化集聚区。“这个小小的半山区县居然有几十家硅材料及其配套企业”，广东一家创投企业副总监刘富宏曾为此惊讶不已。
据了解，这与当时的开化601厂不无关系，这家专业生产硅材料的军工企业几度辉煌，从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开始，我国通讯卫星、气象卫星、军用卫星、神舟一、二、三、四号无人宇宙飞船、神舟五、六号载人飞船及我国首个绕月卫星“嫦娥一号”卫星上，所用的太阳能电池硅片主要由它提供。2002年，万向集团成功收购成立万向硅峰电子股份公司。谁都没想到它的繁荣带动了当地一些水泥、家具制造企业转型新产业，最终在开化形成一个光伏产业带。
本来这些突然转型的民企就是冲着短期效益而蜂拥组建，开化60多家硅提炼厂产量加起来一共才60兆瓦，产业的无序扩张，导致了激烈的同业竞争。此外，隔行如隔山，原来做水泥等的转型企业专业技术更新完全跟不上，又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金融危机中，开化光伏产业集聚区突然一片死寂，就算一半在开工的企业也是处于半停产状态，抗风险能力极差。[page]说起这些企业的遭遇，浙江省光伏产业协会秘书长沈福鑫痛心疾首，他深刻认识到，就算不是金融危机，光伏产业的泡沫也会吹破，因国外光伏市场已渐趋饱和，但高回报的现状还是令海宁、开化等地方政府盲目鼓吹新能源产业，进一步造成市场重复建设，低端竞争，产能严重过剩，最后以悲剧收尾。
专家的焦虑
没有资源、地缘和产业优势，处于新兴产业低端，日趋严峻的环境考量，前景在哪？
同样为浙江转型“先烈”及准“先烈”们感到焦虑的还有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专家、教授、浙大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
作为“呼包银”重点经济区规划调研组前期研究课题组组长，浙商投资新能源新材料的现状他关注了很久。对于如何避免成为转型“先烈”，史教授认为，不仅是企业自身决策的问题，政府行为也相当重要。
“坦率地讲，现在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就是重新在走传统制造业的老路”。史教授向导报记者举例认为，以前鞋企皮革等能耗高、污染大的产业链在国内完成后，成品皮鞋进行出口。太阳能目前关键技术、设备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国内前期提炼硅、拉硅棒、切硅片、做电池等整个过程耗能、耗电都相当厉害，国外则享受了清洁使用的环节。现在的传统产业在制作技术、研发、设计、品牌工序等已渐趋成熟，有些甚至走在国际前端。与之相比，新产业相对地位更低端，带来的环境等后果更严重。
尽管日照时间长且有煤有电，资源丰富，太阳能产业起步早，发展技术相对高，内蒙古、宁夏等地尚且不能把太阳能电作为主电，最多只是作为火电补充深压后输入电网。因目前技术、性能还不稳定，电网一直排斥太阳能电并入，最后的成品电大概1.4元/度，这样的价格国家补贴补不起，老百姓也用不起。
从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产业特色来看，浙江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显然不合算。日照先不说，生产过程中的硅、煤炭等都必须远途运输，这就相当于用汽油去换煤，用高级能源换低级能源。
浙江利用太阳能产业最好的方法是，由具产业优势的内蒙等地生产太阳能产品，浙江则研究如何将产品嫁接到现有产业中去，在民用化过程中推开，使生产成本降低。
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规划经济方向是对的，但对于区域来说，积极参与的是态度，而不是区域空间，区域经济还是要立足于自身优势，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脚踏实地一步步往上走。浙江没有自然资源、地缘和产业上的优势，如果照搬国家政策，不顾地方特色，山西就是一个“先烈”典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山西棉纺等传统产业十分兴旺，在一片争议声中，省委省政府决定遵从国家规划发展煤炭等重工业，现在山西成了一座高污染产业盛行的煤城)。
不排斥一些有投资实力的民企积极参与光伏产业，如正泰、盾安等就选择在宁夏、内蒙古等地投资，其原因除了这些地区不仅资源、地缘、技术优势外，生产成本低是一个重要原因，如他们有独立电网，电价才0.3元/度。
光伏产业一般都是投资大、回报期长的产业(一条生产线就要一亿)，涉及到资金实力的问题，投资门槛不是中小民企进得了的，小打小闹，转型后也只能是低附加值的产业，没有技术、盲目跟风，浙江现在已到了产能严重过剩的时候，市场机制和政府都可能出手进行整合，最后不仅可能没收益，还可能血本无归。
如果小型民企一定要转型光伏产业，可通过全新的融资方式，形成产业基金，把分散民企资本形成比较大的金融资本再理性反馈到这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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