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科技 记者 张之颖】数字王国(Digital Domain)是一家好莱坞的大型视觉特效公司，《变形金刚》、《泰坦尼克号》、《后天》、《玩家一号》都出自该团队之手。将VR科技融入特效制作，是他们近年做的事情。你很难想像的是，这支好莱坞团队的CEO，是北京大学的校友谢安，他接手数字王国时年仅27岁，五年后，他带领一群美国人从破产的边缘闯出一条新路。
这一路上，数字王国不缺少镁光灯：收购了谢霆锋的特效公司，任命其为大中华区主席，进而顺水推舟，以VR直播王菲演唱会;还挖来了前HTC CEO周永明成为董事会主席。近年来，这家千人规模的公司在中国市场动作积极，聘请国内90后导演担纲创作，让中国自己的VR电影成功进军国际影展。如果继续细数，他们还有许多说不完的精采故事。
在谢安加入数字王国短短五年内，公司市值从1亿2000万港币不断上涨至今超过40亿港币。办公据点从原来的两座城市发展到全球10座城市。
80后的谢安，没有任何背景，一个出生在台湾地区的平凡人，他所做的事情却毫不平凡。27岁在投行成为总经理。接着，进入陌生的影视工业，带领光鲜亮丽的好莱坞团队前行。年轻的他，经历了许多同龄人不曾经历的事情，见识了许多人不曾见过的人物和场面。
他告诉记者，第一次见到汤姆汉克斯坐在自己身边的紧张，当时为了展现CEO的风度还不好意思去合照;亲身经历了各种大型并购、管理、谈判之后，他发现很多励志书籍都是骗人的。那谢安的亲身经历又是什么？这位80后的年轻人，这五年看见了什么？
环球网记者：你不到30岁就接下这个千人公司，然后工作到现在，我非常好奇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学习到跟领悟到的事情是什么？
谢安：我缴了很多学费，我刚接手这个公司时是27岁，初生之犊不畏虎，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还蛮有勇气，敢去接这个盘子。
这五年，我学到的最大一堂课：一家公司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我做的比较对的事情，就是上任之后不停地寻找人才。年轻的创业者会经历很多“不正确”的选择，比如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创业，其实重点不在志同道合，而在于“朋友”。我觉得家人朋友一定要和工作分开，好在我没有吃过那样的苦头。
第二件事，很多人觉得我要招聘“可以管理”的人，实际上一个人可以接受你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你比那个人强。如果出于方便管理，而去找可以服从、听话的人，用这样的思维去管理公司，那就真的错了。如果你希望公司发展得更好，你要的是比你强的人，这样你的公司才不至于走下坡路。
环球网记者：那你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管理模式，还是后来发生状况才转变的？
谢安：我比较幸运，我一开始就比较会选择管理团队。当时年纪轻，还有文化的差异，而且我从小接受比较中国式的教育，要管理纯美国公司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但我“置之死地而后生”，换句话说，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暂时没有强到去管理公司，所以当时在人才布局、人事布局上，都是找最好的。
那时，我最大的优势是，很多人愿意加入我们公司是出于想要帮我的心态。当时我年纪比较小，加上我也比较诚恳，希望找这些人来公司帮忙，所以这些人会不拘小节，不会去在意我要向一个比我小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汇报。大家都是出于一个念头，帮助公司度过难关。
现在五年走过来，当你找来身边的人，都是很强的人时，你才可以遇强则强，才可以不停地更新自己。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我之前也会经常受邀去演讲，创业者真的很喜欢问这个问题，我给他们的回答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找一帮朋友创业，那其实不是工作，是“玩社团”。你在工作上要承担所有责任，在工作职场、公司运营上，不能谈友情和亲情，要谈制度。另外就是人才方面，一定要找比你更强的人。当然人品也很重要，一个人品好又比你强的人，他一定会把你的管理带到另一个层级，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环球网记者：你当初寻找的这帮“比你强又人品好”的人，是重新挖角，还是入股？他们现在都还在你的团队吗？
谢安：比如我刚上任时，我们现在的运营总监Amit Chopra，当年是印度最大的瑞来斯集团副总裁，主管财务和运营，他代表印度的股东来数字王国担任董事，我则代表70%的股东，担任CEO。我不希望股东之间有任何摩擦，既然都是股东代表，不如一起来打拼奋斗，他当时就被我说服了，辞了那边的公司到数字王国担任财务长。
我还请了资本市场蛮知名的一个人，是我们现在投资总监朱希。当年我们都在投资银行工作，投资银行竞争很激烈，当时我们每一次对打的时候，朱希都是赢家。他在我们对手的投资银行，每一次都是他赢。他在投行界里头是“金手指”，比如说传奇影业，最早就是他带入中国上市的。我当时发现不管怎么样，他都是资本市场的赢家，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人不可以当对手，他就进入我们公司了。他一加入之后，数字王国在整个资本市场的运作，包括融资方面有中信、软银的入股，甚至后来做很多资本市场的运作，和唐德、世像的合作，都是他的资本市场战略布局。当你把“金手指”带到公司，瞬间就是要去打仗的。他在过去一两年，为公司融到一亿五千万美金，他来之后就像有了强心针，我们公司可以有不一样的格局和战略。
接下来我是请了周永明，他在HTC担任了15年的CEO，他离职后，我第一个去请他加入我们公司。之后请了魏明魏总，还有伟忠哥成为创意顾问。请完魏总之后，一个是管理层的改革，另外一个是董事会的改革。我邀请中信的副董事长蒲总、软银宋博士，还有在谷歌和脸书工作11年、曾是脸书分管VR的主管John Lagerling，加入数字王国成为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从董事会到管理层的黄金团队。像我刚才讲的，这一连串确实是发生在过去的三年，真的把我们公司完全革新过来。
环球网记者：我很好奇，如果你要说自己最擅长的优势，你会觉得是人际沟通吗？或者你会怎么定义自己？
谢安：最擅长的，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做到一定位置之后，很容易迷失自己，我看过很多身边的人被世俗蒙蔽初衷。坦白讲，我之前也很害怕这些事情，因为我看过太多人从高处掉下来。
其实人都是这样子，当你刻苦的时候，你想到的都是公司愿景，那时是最实际，也是你最充实的时候。
我唯一的优势是，我特别知道我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不会在公司往上冲、甚至冲到一定位置的时候迷失自己。
环球网记者：你看自己的优势，是你比较了解自己，而且了解自己适合做的事情。你之前在投行的时候，就一直很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吗？投行的工作需不需要这么多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表达、说服、决策？你又是读法律，这些领域其实很不相同，这个过程怎么样一步一步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然后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谢安：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能做的跟我不能做的，我的优势就是这个。
环球网记者：你读北大时就知道吗？
谢安：不是大学，很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台湾长大的。大陆的环境比较竞争，因为快速发展，有一种随着经济起飞、国力增强，大家都想要证明自己，要更好更强。台湾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成长背景很相似，我们所在的环境没有特别大的竞争，大家都非常平和。
我从来不是在班上最会念书的人，成绩只是中等。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明知道自己不是很强，却有一种很特别的认命心态：无论是比成绩或硬拼什么，知道自己有短处。因此寻梦的过程中，知道自己不可能打一场传统战。
我高中毕业后想去北大念书，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我知道可能进不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当时我作为一个台湾学生到大陆去考试就有比较好的优势，正好是因为特殊的时空背景，我努力就可能到北大去，所以我计划的是一个非传统的战略。
当我到北大之后，我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学业成绩，不可能跟我身边的大陆同学比，他们都是每个城市的榜首或探花，我就比较中等一点。我知道在那个环境下，你不是用传统方式说我就要跟你拼成绩，不是的，到后来大家因为你成绩不好反而会帮你。
很自然的，同学们在竞争的时候，看到你不是竞争对手，他们对你是不同的态度。我在北大念了四年，不知道身边有多少同学会给我笔记、课后辅导、帮我抓题，度过了大学四年。你也知道法律不好念，再加上几个老师也觉得当年台湾学生这么少，三万个学生在北大只有20个不到的台湾学生，他们也会觉得说照顾一下。所以我大学非常舒服平稳地毕业。
毕业之后知道我不可能强到参加司法考试，，可又不能跟大陆最强的那一帮同学比，那你就必须找一条新的活路。所以我去了香港。
到了香港，我的优势展现出来了，在北京大学念书然后去了香港，所以从投资银行角度来看你的时候就是，你一个人包含了三块地方的培养，你既懂台湾、懂大陆、还懂香港，所以这就是我的优势。
当我抓到这个优势的时候就知道，我不可能跟同行人比我的专业能力，因为我法律没有学得特别好，我又不懂金融，当时我不跟他们比能力，就比销售成绩，看你为部门赚了多少钱。因为这些刚来投资银行的人，不是来自哈佛、就是华顿商学院毕业，这些最顶级人物很厉害的同时，也非常高高在上。
但我没有那么高高在上，当我在跟大陆客户谈事情的时候，他们觉得我是北大的，是自己人，回到台湾，他们觉得我也是同胞，我的业绩就做起来了。当你没有那种棱棱角角，而且你又没有追求，没有硬拼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有“人和”。
五年前到数字王国也是一模一样的原因，当时公司有中国股东、印度股东、香港股东、美国股东，还有美国的管理团队。当时的我没有什么目的性，我也不是来打仗的，国内股东觉得毕竟我在北大念过这么多年书，对他们来说你是一个中国人，懂中国文化，是自己人。美国股东觉得你跟管理层比较能沟通，所以美国股东也觉得可以接受。印度股东觉得你没有大帽子，你愿意聆听。所以当我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没有所求而产生工作上的信任感。
后记
今年是数字王国的第25年，谢安加入的这五年间，数字王国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跨国公司。现在，数字王国的制作中心位于温哥华，创意总部在洛杉矶，广告中心分布于洛杉矶、纽约与伦敦，科技重镇位于波特兰，运营总部在香港，同时数字王国也在香港完成上市。此外，北京是其电影总部，上海是中国的广告总部，台北则是研发总部，VR、AR、虚拟人全部研发部门都设立在台北。而印度是最大的外包所在地，约有300位员工。
一家公司在五年内发展得如此迅速，势必伴随庞大压力。谢安开玩笑地称自己的生活“很痛苦”。在十座城市的时差下，他的睡眠时间变得非常少，成为“空中飞人”各地奔走，也少了许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见识企业界与娱乐圈光鲜亮丽的至高处，也见过跌落山底的低谷，他选择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更选择自己所想要处的圈子，而他确实看起来和他所说的一样真诚、朴实。面对压力，他钟情弹钢琴释放情绪，在音乐里找到平静;也喜欢阅读充满想像力的书籍，暂时抽离当今的世界，体会观看世界的新哲学与新方式。不打传统战的谢安，比任何人更早站上了业界成功的舞台。或许勇于在任何不可能的选项中冒险，就是他胜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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