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计划对“吹风晒太阳”收费，很是引来了一番争论。黑龙江的这一计划因是以法规的形式出现而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实际上，在有些地方存在与之更甚的隐形政策。例如，有的地方，建一个光伏电站需要盖上多个部门的48个公章。想想看，48个公章需要多大的公关成本、审批周期?因此，一些光伏企业选择到国外建电站。或许有人说，光伏产业不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吗，怎么还有如此多的审批环节?怪事就这样存在着。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设置在7.5%，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长放缓，但面对税收减少及微观层面的企业盈利下滑，保增长的呼声再次响起，一些地方出台了地方版本的刺激措施，并希望中央进行新一轮大规模投资。不过，笔者认为，本轮经济下滑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断崖式下跌不同，具有持久和反复特征。在此情况下，宏观政策既要医治4万亿后遗症，又要稳定短期经济，还要培育长期发展潜力。面对多重目标，外界可能很难看到中央出台一个清晰的整体方案，而更多的是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温补”措施，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理顺产业政策，但现行产业政策上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产能过剩并未因需求不足而得到淘汰，相反，如钢铁等行业产能还在不断增加之中。在最近两个分别以民营造船企业和国有造船企业参加的座谈会上，民营企业抱怨因缺少政府支持难以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承受着行业过剩的痛苦，而国有企业担忧一些龙头企业收购民营企业产能过剩问题难以解决，将来的过剩痛苦将由国企来承担。如果说上一轮经济刺激导致产能过剩加剧还情有可原，目前，这样的故事继续上演，就值得担忧了。
二是从中央到地方鼓励新兴产业、支柱产业、战略性产业的政策颇多，尤其是资金激励政策，但实际效果并不好。看看上市公司的公告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上市公司都能得到政府的项目性资金奖励。这种撒胡椒面的做法，让一些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对行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企业或项目得不到有效的支持。
三是如前文所举例子那样，尽管中央出台了很多如十大新兴产业规划之类的优惠政策，但由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之争，这些产业发展中还存在诸多人为的障碍。
三个问题中，后两项问题梳理起来容易些。主要是地方振兴经济的热情高，有意愿、有动力梳理产业政策中的问题，集中财力和资源推动重点产业和项目的建设和发展。但这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还要看地方政府是否会病急乱投医。同时，也涉及中央政策，一是需要从国家层面对产业现状进行梳理，细化产业规划，打破部门利益之争，集中力量扶持重要产业的发展。如最近各金融监管部门纷纷放松对证券、基金、保险等行业的管制，鼓励创新，但同时，在交易所重点发展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时候，银行间市场也推出类似债券来竞争。这表明打破部门利益，建立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路途甚远。二是出口退税之类的中央政策需要调整。有企业反映，外商都清楚我国对纺织业实施退税的扶持政策，在签订合同时直接把退税率算成企业的利润，导致退税政策并不能起到扶持的作用，反而使外商受益。
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起来更难。地方政策要考虑GDP、就业和稳定等问题，经济好时因为有效益不愿意淘汰落后的过剩产能，经济不好时可能更不愿意。如钢材产量从2008年的6亿吨，猛增到去年8.8亿吨，目前钢厂、贸易商、港口仓库已堆积如山，全行业陷入亏损，在此情况下又有新项目获批。可以说，产能过剩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难以重新恢复增长的活力，拖得时间越长，包袱越严重。因此，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要从长远和大局出发，既要中央政府有强力的举措，也要地方有壮士断腕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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