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商业计划被这个国家经济规划的权威部门发改委否决后，他会怎么做?十年前，36岁的企业家李河君选择了一种异乎常人的对抗：起诉发改委。这场漫长的博弈，带给他的是如今金沙江上一座比葛洲坝还要大的水电站，以及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依照《福布斯》计算，这位来自广东河源的企业家，以664.9亿元名列2013中国富豪榜第四位。 “当时我能感觉到，我们能干成这个事。”李河君向《福布斯》回忆。
自信在这位亿万富豪的商业世界里，扮演着重要角色。4年前带着汉能踏入太阳能薄膜产业时，李河君又一次选择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公司内、同行和外界舆论。2012年后，在中国、美国和欧洲，政府均投入巨额补贴的光伏产业陷入产能过剩和资本寒冬，即便光伏产业中，太阳能薄膜远不如晶硅发展成熟——李河君正在进行一场百亿级别的豪赌。
去年底，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高调宣布，汉能的光伏组件产能已达3GW，超越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成为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以及太阳能发电系统集成商。这一未经证实的数字引起业界哗然：目睹了光伏产业如过山车式发展的中国人，对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及其创始人的迅速崛起表达了怀疑。光伏同行质疑其数据是否可靠，太阳能薄膜领域的专家质疑其技术路线，舆论质疑其资金链可否持续。但这些都没有让李河君停手，他接连展开逆市收购，2012年9月开始，不到1年时间里，汉能在海外先后完成3起光伏并购交易。
“在很多同行业者眼里，我就是‘破坏者’。”提及4年前的闯入光伏领域，46岁的李河君如此回应。李河君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区内。2年前，汉能总部搬迁至这两栋由奥运建筑改造而来，大片空地和绿化包围着面积达2.2万平方米的多层办公楼，汉能是唯一落户的公司。力闯光伏薄膜领域的李河君正申请将两栋办公楼变为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的应用案例，但这一申请尚未得到政府批准。
破坏者的哲学
今年8月，李河君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向记者谈论着自己的商业宏图，他有着中国文化中被推崇的方正仪表，你很难把“破坏者”的形象，和这位西装革履的儒雅中年男人联系起来。在由古雅的中式家具装饰起来的屋子里，悬挂着摘录古代哲学著作《素书》的巨幅书法。
《素书》是客家商人李河君的挚爱，他甚至会不厌其烦地用夹杂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为来访者一字一句地诵读这些文字：“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若时至而行，则能及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传说西汉的张良仅用了《素书》中的十分之一就帮刘邦打下了天下。”李河君边诵读边解释，暗示这些就是他的信条和成功秘诀。
李河君追求的“绝代之功”是其宣称的“用清洁能源改变世界”——到2020年创造一家销售收入达1万亿元的公司。“汉能做到1万亿销售额的难度相当于华为做到1千亿销售额的难度，”李河君气定神闲地说，“因为光伏薄膜行业同时兼具高科技和能源两大行业特点：高科技行业的特点是高速增长，能源行业的特点是门槛高，周期长，但需求和增长长期稳定——我们把高科技和能源同步做，相当于‘1+1=11’。”
李河君坚决否认自己闯入光伏的目的仅是为了赚钱。“汉能的团队为理想而战，盯着银子的人肯定挣不了大钱，”李河君说，“我觉得挣大钱的诀窍是不要盯着钱看，把钱当作副产品才能挣大钱，顺便把钱挣了。”但他并不否认钱的重要性。事实上，他坚信只有像汉能这样拥有强大资金实力的公司才具备做成光伏薄膜的核心竞争力。“什么是核心竞争力?告诉你也干不了——这就是核心竞争力，”李河君说得很笃定，“(做光伏薄膜)第一要有技术，第二要有银子。汉能投了300亿才刚把(薄膜)行业做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进入光伏，汉能可能至今还是一家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的“隐形公司”。成立于1994年的汉能(时名华睿集团)以能源为主营业务，由水电，跨入风电和光伏。截至今年8月，汉能宣称其水电项目权益总装机容量超过6GW(600万千瓦)， 风电总装机131MW(13.1万千瓦)，已投产的8大光伏基地总产能3GW(300万千瓦)。能源之外，汉能的业务还涉足贸易、高端公务航空等领域。李河君称，汉能控股的总资产已经超过千亿人民币，他个人的股份超过97%，预计2013年汉能总收入将过百亿元，其中水电是目前最主要的收入和现金流来源，这也帮助他登上第一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民营水电帝国
李河君的家乡位于距离广州约2小时车程的河源。山水秀丽，景色宜人的河源是传统的客家人聚居地。高中时，李河君把自己的名字由“李河军”改为“李河君”。“‘军’字太俗了，‘河君’让我记住自己从哪里来。”李河君这样解释。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河君离开家乡去北京上大学时，河源还只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县城，如今它已经被视为广东省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
“李(河君)主席是个孝子，每年都要回来几次，看望他的父母。”常驻河源的汉能大中华区董事长兼广东汉能光伏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俊娟说。尽管在年龄上长李河君几岁，王俊娟仍然尊称李河君“主席”。在汉能，“主席”是公司上下对李河君的特定称谓。
汉能的能源业务已经在河源一一落户，包括东江上的第一座水电站、河源的第一个薄膜光伏制造基地以及屋顶光伏电站。“河源是汉能的延安，在这儿做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王俊娟说，言谈举止中透露出女强人作风。她曾是中国政府的一位水电经济专家，亲自参与建设了葛洲坝水电站。2000年加入汉能的前身华睿集团，已是公司的元老之一。
李河君的经商天分很可能受到父亲的影响。“他的家人很早就做生意，”已经在河源4年的王俊娟说，“老爷子现在80多岁了，还每天一早让司机带着他到自己所有的‘产业’转一圈。”北京公司门口站岗门卫也知道李河君的“敬业”：“除了出差，老板的车每天早晨10点前肯定进公司，晚上8、9点才离开。”
尽管李河君对自己学习工科出身的背景颇为自豪，但他似乎天生就没有计划安心的做一名工程师。在母校北京交通大学的一次名为《成功之要素》的演讲中，他透露自己的首次从商和创业经历都在大学有关。大学二年级，他组织30多个同学，在学校食堂大门口卖了3天胶卷，挣了12块钱。“这12块被大家一顿饭就吃掉了，让我感觉到挣钱的不易。”
不安分的李河君当时的他满脑子都是做生意、挣钱。本科毕业后，他留校读研究生。“那时候哪有时间做研究生啊，尽忙着到中关村倒卖电子元件，什么都干，什么赚钱做什么。”李河君回忆说。到研究生第二年，导师的突然病逝让李河君决定彻底放弃学业。“我至今只有本科学历，后来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也没有读完，只差最后一篇论文。”李河君笑着说，仿佛辍学经商也应该是传奇故事的一部分。
1991年，李河君从自己的一位大学老师那里借了5万块钱开始下海创业。“当时我敢跟老师去借这5万块钱，是我有魄力，但是更大的魄力是老师竟然敢把这5万块钱借给我。”李河君在母校演讲时的这句话引来全场笑声一片。
和中国那时候许多生意人一样，李河君“无所不做”，从铁路运输、开矿、炒地产，到卖玩具、卖矿泉水，到1994年底，他带领17个人通过5大风马牛不相及的业务积累了七八千万元的资本。“有这么多钱，当时一下子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李河君称，“我们彷徨了3个月。”
踌躇之际，他遇到了一位在读金融的高中同学。同学给他的建议是：收购上市公司做庄，李河君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上市公司之外，还需要资产。同样在这位老同学的建议下，李河君决定收购水电站作为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于是开始全国各地寻找水电站资源。李河君收购的第一个水电站就在他的家乡河源——东江上一个初始装机量1,500千瓦的小水电站，花费1,000多万元。在水电站收购调研的过程中，他发现水电是不错的行业，于是决定放弃收购上市公司的想法，转而进入能源行业。
“从1994年开始，我们只专注做一件事——清洁能源。”李河君一本正经地说。上世纪90年代正逢中国小水电站大跃进的时代。不到10年间，数万座的小水电站在中国各地的江河上建成，其中大部分是民营水电。对于水电站经济效益，中国官方两大部门各执一词：水利部坚持认为，小水电是国际公认的清洁可再生能源，有效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环保部则认为，小水电规划和管理滞后，滥占资源，造成水土流失，且破坏生态。
此后几年，从几万千瓦到几十万千瓦的水电站，李河君做了很多，但他真正让他实现突破的是2002年去云南的一次考察。云南地处长江水系上游，水力资源丰富的金沙江横穿而过，云南省政府迫切希望引入民间资本开发。李河君没有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当即决定投资10亿元做前期考察，随后在金沙江中游规划出8座百万级千瓦的水电站。尽管那时民营资本进入百万级水电项目在中国史无前例，他一举与云南省签下了8座水电站中的6座，总装机规模达2,300多万千瓦，超过三峡水电站。
然而，李河君在金沙江上庞大的水电计划推进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等待他的是一场暴风雨。“所有的部委都批了，只剩发改委(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同意——他们不相信民营企业有能力干成这样的项目，认为该给国有企业干。”李河君回忆说。显然，在他看来自己遭遇的挫折源于“动了大型国企的蛋糕”。发改委的怀疑并非没有根据。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兴建的总装机容量为271万千瓦的葛洲坝水电站几乎是倾全国财力，动用5.5万人的军队，历时16年才建成。一家民营企业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资源和实力来应对那么多挑战和困难?
李河君不信这些，他更相信自己。“一个企业家必须有对未来的前瞻性，这个事没有发生的时候，你能够用发生心态处理它，依靠与云南省政府签订的合同，于是出现了他把发改委告上法庭的一幕。
妥协是这场博弈中李河君必然的结局。不过最终他并非一无所获，他们拿到了6大水电站中资源最好的一个——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的金安桥水电站。其他几大水电站被分配给几大国有公司，李河君在其中有部分参股。对于此前的考察投资，李河君也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华睿在金沙江水电开发项目上累计获得了大约400万千瓦(4GW)的总装机权益。
2003年8月8日，还没拿到发改委批文的金安桥水电站开工了。但李河君有自己的理论，“建国以来，所有大型水电站，没有一个不是未批先建的。”他解释说。然而实际建设中的困难远远超出了李河君的想象。“比如牵涉到移民问题，我们要和下至村长，上至总理的官员打交道;技术上，工程难度比三峡还要大——水流湍急，8个20吨的石头绑在一起，往里一扔就飘走了。” 李河君举例说。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需要持续投入的巨额资金压力。李河君在自己即将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领先一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书里，如此描述：“金安桥建设长达8年，每一天的资金投入都像磨盘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为了应对高峰时每天1,000万元的投入，李河君一方面四处寻找融资、贷款，另一方面不得不持续出售前些年建设的小水电站，包括一些已经并网发电的优质资产。“金安桥是靠很多小水电站堆起来的。”李河君说。
面对长达8年、累计投资超过200亿元的金安桥项目，李河君称自己不仅要稳定军心，还要抵制诱惑。团队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当时有一个分管金安桥项目的副总裁就中途跑了，他觉得肯定干不了，跟着我干肯定要坐牢。”李河君笑着回忆说。但仍有相当一部分至今仍留在公司的元老对李河君极其钦佩。“主席对下属非常信任。金安桥水电站开工8年，他只去过有限的几次，放心地把工作交给我们干----他是很有智慧的人。”王俊娟说。
在金安桥项目即将核准的最后阶段，三峡水电工程开发总公司询问李河君是否愿意将项目出售。“他们当时看我比较困难，说愿意出450亿买我的水电站，”李河君透露，“如果卖了，我们可以净挣300亿。”汉能公司内部董事会开始出现不同意见，“当时只有我和公司执行总裁王勇不愿意卖，其他人全部都支持卖，”李河君说，不过最终他还是说服了大家，“金安桥不能卖，这不是挣钱的事。一旦做成，我们不会缺钱，但如果卖掉，我们政治上没法交待。”2011年3月，金安桥水电站一期240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
押注太阳能薄膜
尽管李河君在水电领域做得风生水起，但他隐隐感到这个周期漫长的行业对于他这个民营企业老板来说已经很难再突飞猛进。“我已经做到百万级水电站，对我个人来说水电已经没有挑战了。”李河君说，“我必须思考未来怎么走，汉能必须产业升级。2006年，身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李河君被“意外”推举为工商联旗下全联新能源商会会长，协会成员包括无锡尚德、江西赛维等当时在光伏领域风头正劲的明星公司。李河君说，这个阴差阳错的差事是他在商业上实现二次转身的起点。
刚开始，习惯用度电成本思考问题的这位水电商人对光伏发电嗤之以鼻。2006年光伏发电的成本大约是每度电3元钱，而水电的成本只有每度电8分钱。“我觉得(这帮搞光伏的人)很可笑，这么高的成本还搞什么?”李河君笑着说。根据那时的预测，光伏一度电从3块钱降到1块钱大约需要30年，从1块钱降到5毛钱需要50年。不过光伏行业的现实发展却让李河君发现不是他预想中的那回事：从2006年到2009年，仅3年时间，光伏度电成本便由3元降到了1元;而又过了2年，度电成本就已经达到了0.5元。(编者注：区域、电池组件效率等因素都会对度电成本有所影响，此处数据是按实际安装中最佳效果记录。)
2008年，光伏全球安装量增长了1倍以上，2009年，在新能源商会熏陶、浸淫了3年的李河君，和当时很多中国企业家一样，决定跨入光伏。在这之前，李河君曾尝试过在风能领域发展，但没有发展起来。他发现风场的利润薄，不仅需要争夺风力资源良好的基地，还随时面临弃风限电的挑战，稍不留心就会亏损。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在风能领域，李河君看不到可以让自己急速发展的“空白点”，他已经厌倦了水电行业的漫长周期，而在光伏行业找到了他眼中的亮点：不做晶硅，做薄膜，选择了一条令整个光伏业界唏嘘的道路。
“晶硅和薄膜是黑白电(视)和彩电的关系，或者是286、386电脑与iPhone、iPad的关系。”闯入光伏后，李河君不断对外宣扬他这个饱受争议的观点。而目前光伏行业中晶硅占据着九成的市场，薄膜的比例还不到一成。事实上，即便是在汉能公司内部，对于两条不同战略路线的选择也有过一场不小的争执。
这次李河君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包括此前在是否出售金安桥水电站问题上与他立场一致的汉能执行总裁王勇。“的确，汉能干晶硅特别有优势。我们电价便宜，而晶硅(成本中)40%靠电。当时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我们在水电站旁边建一个晶硅厂，把所有竞争对手都灭掉，可以赚快钱!”李河君透露说。
李河君坚决反对发展晶硅，他称自己三年前就预见到了今天晶硅的寒冬——“晶硅门槛低，在欧美根本没人做。”李河君说。他在2009年初的公司年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我有一个判断”的讲话，“我仿佛已经看到晶硅一片死尸。”李河君说。高管们妥协了。会后，王勇拉着几位高管找李河君。“要不您考虑下，我们两个都做，晶硅也做，薄膜也做?”王勇说。李河君没有立刻回应，不过第二天，他告诉大家：“不行!薄膜和晶硅是替代关系，两个战略相冲突。”
李河君投入太阳能薄膜的“宏伟计划”前所未有的浩大。2009年，他宣称要用3年时间上马2GW薄膜产能，做到全球第一。当时全球唯一在光伏薄膜领域有所斩获的是美国第一太阳能，其产能刚刚达到1GW，而公司已经发展了10年。在中国，与晶硅热火朝天的发展截然相反，光伏薄膜企业一直处于“温吞水”的发展状态，可以数得出的产能只是正泰集团南存辉和新奥集团王玉锁各自投资的25MW薄膜产线。“他不是疯子，就是骗子。”——这几乎成了业内对李河君的一致看法。
不过他不在乎，当年做金安桥水电站项目的曲折、诟病和成功，让李河君相信可以复制过去。他开始迅速在全国布局基地。不到3年时间，李河君成功布局了9大光伏制造基地。每个基地的起始设计产能在250MW以上，长期项目规划总产能基本在GW级别。最先选定的光伏组件制造基地就在他的家乡河源。
李河君试图不重蹈让许多民营富豪陷入麻烦的光伏泥沼， 他的方式是从一开始就做的更大，打通全产业链。并非没有人劝说过李河君从小规模开始慢慢扩张，但李河君不这么认为。“必须一下子做上规模，否则没有成功的希望。”李河君回应说。他认为，不管是正泰还是新奥，他们失败的关键原因就是没有“全力以赴”去做光伏。“薄膜有双重门槛：技术和资金，他们都不具备。”李河君总结说。在他看来，这些投资者只是拿钱从国外买了一条可能随时被淘汰的产线回来生产。
李河君的是光伏全产业链，从上游光伏电池和组件的生产线装备，到中游电池、组件生产，再到下游光伏电站发电。他的“通吃”做法能够内部消化掉产能。2011年，李河君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成为在香港上市的硅基薄膜太阳能设备制造商铂阳太阳能(HK 00566)的实际控制人，从而直入上游装备制造。
在此前从未涉足过光伏技术的汉能，李河君特别引以为豪的是自己的“全球技术整合”战略。据他透露，汉能有一个全球并购委员会，由两个特别关键的团队组成——一个是技术组，一个是商务组，他们的工作就是全球看技术，做并购。“全球700多家光伏公司、最领先的薄膜技术都在我们的数据库里。”李河君称，他非常认定光伏发展薄膜化和柔性化的趋势，“我们选中了其中5家并购对象——只要掌握它们，全球的薄膜技术制高点就被我掌控了。结果我们买到了其中3家，另外2家倒闭了。”李河君如是说。
技术、产能和资金的是与非
李河君海外并购的三家公司全部是薄膜领域最为热门的铜铟镓硒技术(CIGS)公司，分别是德国的索利博尔公司(Solibro)、美国的米尔所勒公司(MiaSolé)以及全球太阳能源公司(Global Solar Energy)。汉能并未透露收购金额，但三家公司被收购的时间恰恰处于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这一全球光伏市场遭遇寒冬的时期。“我们基本上是以‘抄底’的价格收的。”汉能控股集团副总裁陈永红称。据李河君此前对媒体的透露，汉能收购米尔所勒公司的价格仅为其最高估值时的十分之一，而这家由硬盘技术人事创办的公司曾经吸引的风险投资金额就达5.5亿美元。
在汉能全球光伏应用集团CEO陈力看来，汉能的海外收购是组建了一支“薄膜梦之队”。但这种说法遭到了业内专家的质疑。“汉能收购的三家薄膜公司虽然都做CIGS，但技术线路完全不同，要整合也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光伏领域第三方调研机构Solarbuzz高级分析师廉锐认为。但李河君的思路是：所收购公司的技术能对接则对接，不能对接的可以“存放起来”，减少未来的竞争对手。
“我们此前的目标是2GW产能，2条技术线路，但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做到了3GW产能，7条技术线路。”李河君颇为满意地说。然而，外界对于汉能宣称的3GW产能却充满质疑：除了广东河源和四川双流，汉能大多数基地都处于停产状态。汉能表示，2013年就将实现约500MW的电池组产量和发电安装量。
“光伏有个毛病，从投产，到达产，再到满产，需要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装备需要不断调试以达到转化率，”李河君解释说，“此外，去年受到欧美光伏‘双反’的影响，订单也难以释放。” 在汉能集团眼中：设备开始生产第一片电池即可称为投产——所以说汉能8大基地的3GW产能已经投产。预计2014年能实现满负荷生产，并且产能会继续增加。
更多的外界质疑源于汉能的资金来源和资金链条。由汉能官方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2012年11月，汉能对8大已投产基地的总投资已经超过260亿人民币，这些并不包括汉能在海外收购所投入的资金以及保留海外公司团队和持续研发所需要的费用。保守估计，自2009年进入光伏领域以来，李河君在薄膜领域的投资已经超过300亿人民币。
“汉能的水电业务每年可以为集团贡献40多亿元的现金流。”李河君称水电项目是汉能最为稳定的“印钞机”。然而，占汉能水电业务的一半装机量的金安桥水电站从2011年才开始并网发电，并且水电站投入的200多亿元项目投资仍然处于银行的长期还贷项目中。由此看来，这一收入相对于数百亿的光伏投资来说，仍然仅仅是几分之一。
汉能的资金主要来自于自有资金、项目贷款及其融资，但汉能拒绝透露三者的比例。汉能方面透露：在中游光伏基地建设中，汉能使用的是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下游光伏电站的开发中，2011年11月汉能得到了国家开发银行300亿人民币的授信额度。而实际上，汉能资金的另一渠道是负责其上游装备的上市公司——汉能太阳能集团。今年9月，上市公司宣布以3.5亿元收购汉能控股掌控的米尔所勒公司的CIGS技术;9月底，汉能太阳能公告称关联公司汉能集团仍拖欠其工程款20.92亿元逾期未还，随后公告称将分期到今年底前还清。
对李河君的“绝代之功”来说，3GW仅仅是开始。2014年汉能计划在目前硅基薄膜产能的基础上，再投资80到100亿元，建立GW级产能的铜铟镓硒国产化产线，而他的远期目标是到2020年将光伏薄膜做到10GW产能，同时打造3个上市企业。但另一面，“汉能会成功吗?”光伏业内几乎没有人愿意做出正面直接的评价。
李河君在自己的书中是这样总结全产业链经营的风险的：“整个产业链条形成正向资金流动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大约需要2-3年以上时间。”而对于踩着资金链这条高空绳索“跳舞”的李河君来说，金安桥的历练让他有自信能够复制成功。他在其书中不止一处记载了金安桥水电站建设时面对的资金压力：“最困难的时候，汉能将多年积攒下来的风险准备金全部投了进去，金安桥却像无底洞一样总也填不满······一位部级领导对我说，如果汉能能把金安桥这个项目的难关跨过去，未来没有什么事情会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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