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下发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绿证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以期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完善风电、光伏发电补贴机制，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并将根据市场认购情况，自2018年起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
现阶段推行的绿证自愿认购制度，对于自愿花钱认购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和个人来讲，仅仅是一份消费绿色电力的荣誉和责任，而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收益和实惠，这能否激起各方的兴趣?如若遇冷，绿证制度又该何去何从?这都成为当下行业内外关注的焦点。
平台搭建完成具备核发条件
位于北京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2号的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们近几个月来异常忙碌，他们正负责全国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认购平台的建设工作。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副处长徐国新告诉记者，“经过三个多月加班加点的系统开发，平台的硬件布置已经完毕，软件开发也已经完成，绿证的核发已具备条件，7月1日可上线试运行。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推广绿证相关概念，鼓励更多的人关注并支持绿色电力消费”。
对于届时自愿认购的主体，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相关负责人曾表示，用能成本占生产成本较低的高新技术企业对能源价格的承受能力相对较高，将会成为最积极的购买方之一。
记者了解到，为了尽最大可能减少认购企业的不便，国家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多次讨论，积极研究相关政策细则，例如认购绿证的挂牌价格、税收处理、会计入账方式等。预计相关情况会在6月初的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8)上有所提及。
“过去我国在推行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也没有出台财会方面的相关细则及处理办法，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运作，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各方企业也已经逐步探索出适合的解决方式，为绿证自愿认购交易提供了参考经验。相信绿证自愿认购的相关细则会在近期达成共识。”徐国新表示。
相关部门正在为绿证制度推广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但人们更关注7月1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企业和单位“买账”。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届时绿证的实际交易量不会很大，对于企业能自愿申购就已经算是“觉悟”比较高了，在掏腰包认领后却没有实际意义的现实情况下，不能太乐观。
绿证要从“电力圈”走向“社会圈”
为了推动绿色电力消费，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能源基金会、中国循环经济学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世界资源研究所、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鉴衡认证中心等众多单位在3月还发起成立了“绿色电力消费合作组织”。
“目前已经联系了不少单位，希望他们能够加入进来。从反馈情况来看，发电侧特别是新能源企业较积极，但消费侧的企业积极性有待提高，目前有意向的多是跨国高新技术企业，国内企业多处观望状态。”该组织秘书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认为，对跨国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来讲，由于国外绿证市场较成熟，通常会有相关评估，购买绿证对企业形象较为有利，这一成本远比广告费用低得多，所以他们将会成为届时绿证的认购单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些企业宣传100%使用绿色能源，但他们认购的电量为办公楼部分的电量，产品的生产加工往往采用贴牌的形式交由制造企业来完成，这部分的电量并没有认购绿证，这与宣称的概念还有一定差别。
上汽集团、京东方科技等国内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曾表示，支持国家绿色发展战略，有意愿提高绿色电力的比例，承担社会责任，也希望政府在产品采购、税收优惠、信贷方面给予鼓励，增加企业信心。
对于一些国内企业认购绿证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专业人士分析认为，除了需要付出成本，增加企业经营压力外，相关企业管理人员对绿证制度不了解、对新政策持观望态度也是重要原因。
据了解，目前已有包括主要发电企业在内的上百个新能源发电项目申请核发绿证，主要是第五批、第六批入选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的项目。而消费侧的用户则更关心届时绿证的价格，及购买后是否会有优惠政策。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相关负责人认为，在各级政府和相关的政府采购项目中，适当选取一批品种，将产业链采用绿色电力的比例作为同等条件下优先进入采购目录的条件，对引导全社会进行绿色消费的理念意义重大。
“对于绿证制度，过去更多是在电力行业内进行探讨，社会上对其了解不够充分，现在随着这一制度的实施，绿证需要走出电力的‘朋友圈’，走向更广的‘社会圈’，并逐渐被大众接受。”相关专业人士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绿色电力消费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动建立绿色电力消费评价体系。目前，已经针对相关评价标准和标识编制了初步的草案文件，包括标识的使用、认证展示平台的建设和信息共享等内容，希望通过合理的激励和评价，推动绿色电力消费尽早成为社会认可的潮流。
更须关注绿证的改革价值
绿证制度作为一种在发达国家有过成功实践的市场机制，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这与我国能源革命的出路如出一辙。随着我国明确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2030年达到20%，这也为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实施设定了目标，绿证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市场化手段。
“配额制和绿证制度对于我们来讲，已经不是一个新概念了，从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立法讨论时，就有过是否引入的争论。此后多年，讨论也没有断过，到今年开始引入已经有17年的历史了。”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任东明说。
据了解，2003年，上海市曾经短暂试行过自愿绿证交易制度，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最后只能“无疾而终”。
“现在引入绿证制度的时机是否成熟?这对我们的能源转型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鉴于此前上海的经验教训及延续多年的争论，一些业内人士有着这样的疑问。
时璟丽的理解是：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立法之时，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刚刚起步，还未实现产业化，实行固定电价的补贴政策，有助于行业的快速发展。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随后，风电、光伏发电出现了翻番式增长，产业迅速发展起来。随着近年来，出现了弃风、弃光及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缺口逐年扩大等问题，截至2016年底的缺口资金约500亿元，如果政策不进行调整，将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全产业链造成影响。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确定的情况下，引入配额制和绿证制度将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出路。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也表示，长期以来，国家一直通过征收电价附加的方式向可再生能源电力提供相应的补贴，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产业的快速发展。但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该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包括随着补贴资金缺口不断扩大，补贴发放拖延导致企业现金流紧张、固定电价在市场化改革中失去存在基础等，因此新能源产业的扶持政策必须进行重大调整，通过落实绿色证书认购，既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根治弃风、弃光顽疾，还能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效破解补贴难题，降低财政资金直接补贴强度，减轻财政压力。
徐国新表示，绿证制度是一种市场手段，是符合当前改革方向的有益尝试，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这一概念形成习惯并深入人心。而且从长期来看，随着新能源成本的下降，绿证也将越来越有吸引力，坚信这一市场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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