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离12月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会议越来越近了，许多人在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谈论哥本哈根会议。在我看来，哥本哈根会议面临的是一场意义重大、任务艰难、挑战严峻的绿色博弈。
◆重大，是说哥本哈根会议涉及世界各国从高碳排放的工业文明向低碳消耗的生态文明的革命性转型；
◆艰难，是说世界上的不同经济体对哥本哈根要达成的低碳发展目标和路线图有着各自的利益和想法；
◆挑战，是说中国未来发展在低碳经济的格局中需要有既符合自己发展权益又对世界承担责任的表现。
各个国家都相信今年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将是气候变化问题的里程碑事件。不管哥本哈根会议的具体结果如何，世界肯定将走向低碳经济的绿色发展道路。
就中国而言，虽然依赖于煤炭供应的能源结构，对中国未来的绿色转型是严峻的硬约束，但是应该看到，中国转向低碳经济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中国转向低碳经济的关键挑战和战略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衡量标准的中国低碳经济的目标情景，并且以此为目标倒过来调控我们的经济增长规模和方式。
1.哥本哈根会议的关键议题
以欧盟为主的研究者提出了二氧化碳减排的“收缩-趋同理论”，要求世界总体到202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然后进入绝对减排状态，最终到2050年能够实现比1990年减少一半的目标。哥本哈根会议的难点，在于是否认同到2020年实现峰值的中期控制目标。
从2007年到2009年的这三年，可以看作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怀疑走向行动的关键岁月。
2007年国际气候变化政府间组织(IPCC)和长期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努力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起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因为正是IPCC的第四份研究报告(AR4)，为解决气候问题上长期争论的三个基本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结论。其一，气候变暖的现象确实是在发生，按照现在的趋势到21世纪末地球温度有可能上升摄氏1度到6度；其二，地球变热的主要原因，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六种温室气体(GHG)的持续排放有关；其三，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来源于过去100多年来工业革命的化石能源消耗，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就是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在2007年2月2日IPCC发布AR4报告梗概的时候，有概括力地说道：“世界会记住今天，因为悬在气候变化是否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辩论之上的问号被抹掉了。这份报告不仅是一个里程碑，还应当是从怀疑到采取应对行动的转折点”。正是从2007年开始，由英国于2003年提出的被认为比全球气候变化更具有积极意义的低碳经济概念开始流行，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行动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式展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7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回到了参与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桌上。
如果说，2007年的IPCC报告是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严谨的科学结论，那么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任务就是要政治家拿出坚实的行动方案。总的来看，哥本哈根会议是要在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下列三个关键议题上统一思想并采取行动。然而，当前主要国家对所有这三个议题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1)有关二氧化碳减排规模的议题。与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相比，哥本哈根会议需要对二氧化碳减排规模提出力度更大的控制目标。按照IPCC的研究，地球温度上升不超过摄氏2度是人类可以适应的极限水平，这相当于要求到2050年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450ppm，或要求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水平的50%。按照届时全球人口为90亿，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到200亿吨左右测算，就是人均排放在2吨左右(目前的世界人均排放为4吨多)。进一步，到2100年，应该减少到人均排放1吨左右。为此，以欧盟为主的研究者提出了二氧化碳减排的“收缩-趋同理论”。这个理论要求世界总体到202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然后进入绝对减排状态，最终到2050年能够实现比1990年减少一半的目标。哥本哈根会议的难点，在于是否认同到2020年实现峰值的中期控制目标。一些发达国家原则上认同这个目标，但是涉及本国排放指标时则加以推托。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则认为这样的目标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留出充分的发展空间。
(2)有关二氧化碳公平减排的议题。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UNFCCC)，制定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实施“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的准则。原则上说，对于没有达到基本的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一定时间内需要免除强制性减排；而对于当前已经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的发达国家，则需要对减少排放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提出的主流的供哥本哈根会议讨论的有差异的减排方案是：对于发达国家，从现在起进一步加大强制性的减排，到2020年应该减少25-40%左右，到2050年应该减少80-90%(例如，对于当前人均为10吨的欧盟等国家来说，就是减少80%到人均2吨；但是对于美国这样的人均为20吨的国家来说，需要减少90%才能到人均2吨)；对于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前可以有满足发展所需要的排放增长，但是应该相当于惯性发展情景有大约15-30%的相对减少。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排放已经占到世界排放的50%左右，因此到2020年之后也需要进入强制性的减排，到2050年要达到比1990年减少20%的水平(以1990年的世界人均为2.5吨计算)。因为到2050年，即使发达国家减排80-90%，也无法实现世界总量排放比1990年减半的目标。当前，最大的分歧就是对中期目标的设置和承诺。发展中国家强调当前的排放影响是历史问题，是存量问题，因此发达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但是迄今为止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无条件地承诺到2020年减少25%以上。发达国家则强调发展中国家增量排放和新的排放的影响，要求发展中国家提出所谓可测量、可报告、可经验(MRV)的相对减排指标，甚至到2020年达到排放峰值。而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坚持这样做，就是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通过联合国有史以来最不公平的文件。
(3)有关二氧化碳减排效率的议题。所谓二氧化碳减排的效率，就是要用较少的成本实现所需要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就是要在成本较小的地方和国家实施减排。但是，公平性与效率性的分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有差异的。例如，发达国家多减排是公平的，但是他们的减排成本要大得多；而在发展中国家减排是有效率的，但是要他们承担减排的成本是不公平的。因此，哥本哈根的重要议题是要确定，发达国家需要在国内加强减排的同时，有业务有责任提供足够的技术与资金，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效率的减排，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经济模式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型，实现所谓蛙跳式的绿色发展。目前的问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在技术支持与资金支持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page]2.低碳经济社会的系统创新
从1990年代开始，绿色经济的研究者就预言，按照著名的康德拉吉耶夫经济长波理论或熊彼特创新周期理论，在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内容的第五次创新长波之后，即将来临的是以资源生产率革命为特征的第六次创新长波，而这个长波的意义就是开创以低碳能源为特征的生态经济新时代。
由于在以上三个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因此许多人不认为哥本哈根会议能够一揽子解决这样艰难的利益冲突问题。虽然对达到以上方面的共同承诺不一定是乐观的，但是从意识提高和文明转型的角度看，各个国家都相信哥本哈根会议将是气候变化问题的里程碑事件。因为从1992年里约会议起步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有可能到哥本哈根会议开始，才真正吹响低碳经济革命或气候明智发展(Climate Smart Development)的行动进军号。事实上从1990年代开始，绿色经济的研究者就预言，按照著名的康德拉吉耶夫经济长波理论或熊彼特创新周期理论，在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内容的第五次创新长波之后，即将来临的是以资源生产率革命为特征的第六次创新长波，而这个长波的意义就是开创以低碳能源为特征的生态经济新时代。我个人以为，从当前的情况看，哥本哈根会议将会实质性地启动这个绿色经济的新长波，并到2020年进入高潮。而这场革命的系统性，需要从思想观念、技术变革、制度变革等三个方面去把握和理解。
(1)低碳经济革命的思想创新。人类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成效，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幅度地提高稀缺资源的生产率。从这个角度看，即将来临的低碳经济革命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思想内涵。其一，低碳经济革命的实质，是从传统的劳动生产率时代进入到未来的资源生产率时代。在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发展的主要稀缺因素是劳动和资本，因此经济增长需要通过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事实上，过去200多年来的工业革命就是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几十倍为特征的。今天，制约人类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已经从劳动力转移到像化石能源和大气容量这样的自然资本，因此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生产率，将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创新的主要任务。其二，低碳经济发展不是要单一地考虑气候变化，而是要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大幅度提高二氧化碳生产率(其是单位经济的二氧化碳强度的倒数)就是这样的具有双重功能的概念。一方面，低碳经济是要减少分子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低碳经济是要增加分母中的经济产出。按照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减少50%的目标，同时按照世界经济平均每年增长3%的惯性(相当于23年左右翻一番，即50年的时间里增加到原来的5倍以上)，意味着到2050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应该实现10倍以上的二氧化碳生产率。这是比工业经济时代在时间上更具急迫性、在价值上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其三，低碳经济创新的关键在于经济意义的变革，是要从传统的产品拥有型社会(重视交换价值)转向未来的服务使用型社会(重视使用价值)。工业经济社会的特点是以高能耗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中心，低碳经济社会的特点是以低能耗的服务的提供和享受为中心。例如，在未来的能源服务中，能源效率服务公司不是要通过为家庭和企业生产和销售更多的电力或能源获得盈利，而是要通过为企业和家庭提供节能服务而赚钱。
(2)低碳经济革命的技术创新。低碳经济革命的技术创新，是要在能源流的整个过程中提高能源生产率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一般来说，低碳经济需要三个环节的系统行动。一是在能源流的进口环节，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低碳的可再生能源或其他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的高碳的化石能源；二是在能源流的转化环节，通过建立兼容并包各种能源的能源互联网(Energy internet)或智能电网(smart grid)，提高工业、建筑、交通中的能源利用效率；三是在能源流的出口环节，通过开发利用碳捕捉储存技术以及加强森林、水面积等碳汇建设，吸收经济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这里，技术创新的标志性内容是能源互联网的建立。如果说，工业经济社会的重大建树是先后建立了高速公路互联网和信息互联网，解决了物质流、信息流的网络化和共享型问题，那么低碳经济社会的特点是要建立能源互联网，使得不同形式、不同时空的能源可以得到聪明的使用。这既可以大幅度地减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又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便利性。
(3)低碳经济革命的制度创新。低碳经济制度创新的关键，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消费的价格，为生产和消费的低碳化转型提供激励机制。有数据表明，工业经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严重地依赖于劳动价格的提高，即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促进了劳动节约型技术的研发和劳动节约型产业的发展。与此类似，未来的低碳经济社会要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生产率和二氧化碳生产率，也需要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消耗的价格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这从欧盟的发展事例中可以得到证明，当前欧盟的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只有美国人的一半左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欧洲的能源价格要比美国高出许多。有人已经估计，到2050年要使二氧化碳排放比1990年减少50%，需要将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提高到大约200美元左右。目前，提高二氧化碳价格的制度设计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碳税机制，由政府确定二氧化碳排放的上涨价格，然后通过市场机制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数量；另一种是限制排放和交易许可机制(cap-trade)，由政府确定可以允许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然后通过市场交易提高碳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效率。当前对这两种机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存在着分歧意见，例如，有人认为二氧化碳税收提供的是成本确定性，而限制排放与交易许可制度提供的才是环境确定性，因为有钱人可以支付更高的汽油价格但依然去买悍马车，向大气中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尽管如此，大家都同意，只有提高化石能源和二氧化碳的价格信号，才能将当前的高碳社会向低碳社会转型。可以肯定的是，工业经济时代长期便宜地使用传统化石能源和排放二氧化碳的状况将会越来越远离我们而去
3.中国低碳发展的情景选择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致力于将潜在的优势转化为实际的优势，即将善于学习的社会文化转化为具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目标，将政府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转化为保障低碳经济的制度化体系，将跨越式建设物质资本的机会转化为建设绿色固定资产的现实行动。
不管哥本哈根会议的具体结果如何，世界肯定将走向低碳经济的绿色发展道路。就中国而言，虽然依赖于煤炭供应的能源结构，对中国未来的绿色转型是严峻的硬约束，但是应该看到，中国转向低碳经济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一是在物质基础方面，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因此改造成为低碳性的绿色设施具有一定的限制，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尚在发展之中，特别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至少还要发展20年，因此有可能在早中期阶段就规划建设所谓绿色的固定资产；二是治理结构方面，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和领导能力，只要大方向对，许多在市场化的发达国家难以成功的大事情往往有条件在中国办成功，低碳经济革命也不例外；三是在思想意识方面，中国人善于吸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学习型社会的氛围，因此有可能以较短的学习曲线，接受低碳经济这样的绿色理念、绿色态度和绿色方法。[page]当前，中国转向低碳经济的关键挑战和战略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当前的或累计的)为衡量标准的中国低碳经济的目标情景，并且以此为目标倒过来调控我们的经济增长规模和方式。目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大概在人均5吨左右，世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4吨，因此原来具有的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的话语优势已经失去。中国的人均GDP现在是3000多美元，按照中国GDP不低于7%的年增长速度，到2020年可以达到6000多美元，到2050年可以达到25000美元左右。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届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应该是多少。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高排放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20吨左右，欧盟、日本等相对低排放的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10吨左右。如果中国未来发展的人均二氧化碳超过美国等国家的水平，那将会在世界舆论中替代美国成为绿色发展的反面教材和众矢之的。即使超过欧盟、日本等人均二氧化碳的当前排放水平，中国也会被认为是在沿袭高能源消耗、高二氧化碳排放的发展道路，而不具有低碳经济中的新竞争优势。事实上，中国在低碳经济竞争中实现蛙跳式发展的内涵，就是应该以比发达国家人均水平低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以为，中国到2050年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粗略地说可以有三种情景和发展路径，中国要实现以低碳经济为目标的绿色跨越，其中的C模式应该成为我们的战略选择。
(1)A模式的发展路径。A模式是沿袭传统发展模式、但是没有担当足够责任的情况。即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从2005年的人均4吨开始，随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大幅上升，持续增长到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均10吨)甚至超过美国的高峰水平(人均20吨)，到2050年左右才非常被动地并且以比现在远要大得多的治理代价急剧降下来。这是严重影响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发展没有承担大国责任的情景。前些时间有人在媒体上说，中国到2050年才能够达到峰值；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说法容易使我们的发展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实际上，在对外的学术交流中，我们已经多次碰到由此引起的难堪处境。因为按照这样的趋势，到205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会高达150-300亿吨，与世界届时控制排放在200亿吨以内的目标产生严重抵触。应该说，沿袭传统高碳经济增长的趋势在当前的认识和实践中是严重存在的。中国提倡发展低碳经济，首要任务就是改变这样的思维模式和发展路径。
(2)B模式的发展路径。B模式是要求中国承担过度责任而影响正当发展的模式。即要求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规模到2020年就达到峰值，要求这个峰值不超过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的平均水平，然后一直到2050年回落到人均2吨左右，即按照中国15亿人计算的排放规模是30亿吨。这个模式的提法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研究者、政府有关部门甚至社会上的直感性要求。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要求没有给予中国必要的发展空间，没有考虑中国当前的生存性排放与发达国家的奢侈性排放的本质差异。如果认为这是21世纪中国所需要的绿色跨越，那么这样的跨越应该是不属于前面所说的低碳经济概念的。因为它满足了“低碳”的要求，但是没有满足“发展”的要求。中国推进低碳经济，也需要提防这种跨越发展阶段的向“左”走的各种思想干扰。
(3)C模式的发展路径。C模式是既考虑发展权益又承担大国责任的发展路径，我个人认为，这个模式比较符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倡导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精神。按照这个模式，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从2005年开始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进入大幅增长阶段。但是到2020-2030年间需要努力达到峰值(以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分别达到满足基本需要的10000美元和0.85以上为前提条件)，峰值虽然一定程度上将超过世界的平均值，但是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控制在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之内。例如，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值控制在6-8吨之间。这样的发展路线，应该是中国低碳经济情景研究的重点内容。它要求中国未来40年的发展，不仅需要在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等技术方面，而且需要在人口规模和消费方式等社会方面，做出系统的思考和安排。好消息是，对历史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随着技术的提高和制度的变革，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可以在低能源消耗和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基础上实现的。事实上，欧盟、日本与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和人类发展水平相同，但是前者比后者有更少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证明了实现绿色跨越的可能性。因此，中国采取C模式的发展路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致力于将潜在的优势转化为实际的优势，即将善于学习的社会文化转化为具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目标，将政府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转化为保障低碳经济的制度化体系，将跨越式建设物质资本的机会转化为建设绿色固定资产的现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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