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国碳交易试点正全面启动，但是在碳交易领域先行一步的欧洲目前正经历着一场危机。由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UnionEmissionTradingScheme,EUETS）存在严重的配额过剩的问题，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活动正日渐萧条，而这也动摇了伦敦作为碳排放交易中心的地位，众多身处伦敦的大型银行深受其累。
英国智库公共策略研究所（InstituteforPublicPolicyResearch，IPPR）2013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伦敦的银行业对碳排放交易的投入正大规模减少。《陆家嘴》记者就伦敦碳排放交易现状、EUETS改革，以及伦敦作为碳排放交易中心的前景等话题，采访了IPPR研究员的吉米·阿尔德里奇。
《陆家嘴》：根据IPPR的调查，欧盟碳排放交易价格持续走软，交易活跃度不断下降，这给伦敦金融城的哪些大型银行造成了影响？
阿尔德里奇：在我们追踪的伦敦金融城的大型银行中，巴克莱银行已经出售了其碳交易部门；德意志银行关闭了全球碳交易业务；瑞银集团则关闭了气候变化顾问交易部门。与此同时，摩根大通缩减了环境市场团队，摩根士丹利则是把碳交易部门从“全职”转为了“兼职”。过去四年中，伦敦金融城碳排放交易从业者人数下降了70%，目前估计只有两百人左右还在坚守岗位。
除了大型银行之外，一些身处伦敦的因绿色产业而诞生的新兴金融机构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比如全球碳交易的领军企业——英国益可环境集团，其雇员人数比最高峰时减少了85%，而所裁人员大多数来自于伦敦金融城。英国辛迪克碳资金有限公司甚至把总部整个地从伦敦搬去了新加坡，只把一名律师留在了英国。除此之外受到影响的机构还包括Camco清洁能源公司、南非莱利银行，以及英国卓信金融有限公司等。
《陆家嘴》：想来这势必给伦敦金融城的声誉造成了影响？
阿尔德里奇：伦敦的碳交易市场曾经被寄予厚望。2006年是EUETS建立之后的第二年，伦敦金融城公司（CityofLondonCorporation）曾预期，伦敦将为碳排放交易这个“正迅速扩张”的行业提供最顶尖的金融服务商，并指出，由于英国在2002年就推出了英国碳排放交易体系（UKETS），因此伦敦在该领域各方面都先行一步，比其他国家更有经验。
然而当前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所面临的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因为接下来碳交易和碳市场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将不断扩张，这将是一个其他众多金融中心开始争相抢夺地盘的领域。比如在新加坡、悉尼，以及中国的多个城市等，他们都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碳排放交易上。
一直以来，伦敦都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伦敦在金融市场交易时间上与亚洲和北美市场都有部分重叠。但是在碳排放交易领域，伦敦这方面的优势正日趋淡化，因为绝大多数新产生的碳交易活动都发生在亚洲，因此作为金融中心，悉尼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更显优势，已经有部分西方银行在那里设立了代表处。
《陆家嘴》：根据IPPR的报告，EUETS中过剩的供应是导致伦敦碳交易活跃度大幅降低的主要原因。那么当前在EUETS中存在的过剩现象有多严重呢？
阿尔德里奇：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之初，是由欧盟各国为自己设定排放量的配额上限。结果过高的上限使得EUETS第一阶段在2007年结束之际，欧盟国家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设定的配额还要低了7%。而当前，欧盟认为整个EUETS中大约有13亿碳排放许可（EuropeanUnionAllowance，EUA。一单位EUA相当于一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剩。
过剩的供应压低了污染者的排放成本，导致配额价格持续下跌，并进一步使得自2006年开始以伦敦为中心的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出现显著下降。EUETS设计初期，每吨碳排放许可交易价格在25到30欧元之间，在2007年中期曾达到过35欧元。随后人们意识到配额过剩的情况，导致碳排放交易价格直线下滑，最低时一度触及2.5欧元，而在过去一个月中，碳排放交易价格基本在4.3欧元到5欧元之间。
当然伦敦碳排放交易不景气，一部分也是受到了最近几年全球经济衰退的打压。金融危机期间，欧盟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速度超乎人们想象，也令碳排放交易价格承压。如今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我们希望宏观经济对碳交易的影响能够有所降低。
《陆家嘴》：由于伦敦的碳交易活动直接与EUETS挂钩，这是不是意味着要想让伦敦的碳交易活动有所回升，就必须对EUETS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革？在这方面伦敦又可以做一些什么？
阿尔德里奇：确实如此。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首先当然就是要去除EUETS中过剩的配额供应。在这一点上欧盟正取得缓慢的进展，2013年11月8日，欧盟成员国投票决定推迟发放九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许可，并且同意与欧盟议会就将此计划进行立法的问题加速展开谈判。受此消息带动，当天的碳价在几分钟内就上涨了4%。可以说目前任何有关削减碳排放额度的大新闻出台，碳价都会应声反弹。
其次是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体系，避免配额供应过剩的情况再度发生。IPPR建议在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一个“碳市场政策委员会”，专门对此进行监控。该委员会应该采取“目标导向，手段独立”的运作方式。也就是由政府来立法规定以最低的成本所降低的碳排放额度；而委员会自行采取措施来达到这一目标，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拥有足够的政策灵活性。
第三点就是，IPPR建议欧盟可以考虑进一步采取“边境碳调节”。也就是说在从不存在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国家进口商品或服务时，把碳排放交易的价格因素考虑进去。举个例子说，欧盟已经开始在航空业领域采取这样的措施，正寻求逐步将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陆家嘴》：如何看待伦敦作为碳排放交易中心的未来前景？
阿尔德里奇：虽然伦敦碳排放交易的活跃度整体出现了下降，但是伦敦作为碳排放交易中心的地位短时间内还难以动摇。尤其是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目前有93.5%的碳交易是通过伦敦洲际交易所（ICE）来完成的，交易量是第二名绿色交易所（GreenExchange）的27倍。一直到2012年，在ICE交易的排放合同的总量每年都在上升中。统计显示，2012年9月，ICE每天碳排放成交量为2770万碳排放许可，几乎比2005年时要高出100倍。
另一方面，不出意外的话，EUETS与奥地利碳排放交易体系将在2018年7月前进行挂钩；欧盟委员会也正在与瑞士商谈，寻求将双方的碳排放体系接轨。与其他碳排放体系接轨意味着EUETS将获得更多的流动性，而伦敦金融城也能因此将更多的交易收入囊中。
不过归根结底，考虑到碳排放交易在全球其他地区正越发活跃，如果伦敦想在这场“游戏”中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推进EUETS在结构上进行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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