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2005年生效以来，“碳政治”成为国际政治话语权的要义之一，“碳经济”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宠。
面对新的政治经济发展主题，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是新手上阵，这不仅是挑战，实际上还可以通过因势利导变为机遇。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消极应对西方国家主导的“碳政治”，而应当是变被动为主动，在面对人类即将来临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浪潮时，做出自己的政治决断，形成一整套应对“碳政治”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与此相配合的国际话语策略。
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并不必然产生激烈矛盾。第一，随着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的获取与使用成本大幅下降，因此可在更广的范围内替代化石燃料，从而在保持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碳排放。以太阳能发电为例，其发电成本自2010年已削减50%。低成本导致在过去10年中，太阳能板的全球销量每隔21个月就会翻倍;销量每翻倍一次，价格就会降低20%左右。
第二，碳减排能带来很多“协同效益”，特别是在社会公共领域产生利好，包括降低癌症、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有效降低医疗成本，最终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率。
第三，碳排放本身可以创造经济价值。《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碳排放量作为一种可供交易的商品产权逐渐明晰，形成的CDM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为大规模碳交易提供了可能。以中国碳减排投资为例，若要实现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5.5%的增幅，需要在2010年到2050年实现累计增量投资14.2万亿美元，每年投资额占到当年GDP的7%。这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全新增长点。
因此，碳减排不仅与中国经济增长不矛盾，反而能产生促进作用。减排目标将倒逼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由能耗型、污染型工业国家向技术型、环境友好型创新国家迈进。
客观地说，要实现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的目标，我国当前面临着重重困难，转型的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但实现目标也并非海市蜃楼。
一方面，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蒸蒸日上。我国水电装机总量占全世界的30%以上，风力发电装机总量占29%，太阳能集热面积总计占50%以上，光伏发电装机年新增量已占30%以上。今年2月，红沿河核电站5号、6号机组获准开工，我国核电正式重启。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巨大潜力和竞争力将成为我国实现目标的直接推动力量。
另一方面，我国加紧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将碳减排目标作为推动转型的动力源泉。从更加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一带一路”的构想将带动周边国家能源项目建设，从而缓解减排带来的增长压力。
全球“碳政治”开始不久，对于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这正是一个在国际谈判中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制定者的机会。能否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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