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把贸易全球化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化密切联系了起来。2020年,欧盟提出6000亿美元的绿色基金计划,以求实现之前宣布的《欧洲绿色协议》的目标,即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气候中和”。但是,这项协议同时也包含一个很有争议的政策,即要求在2023年前引入“碳边界调整机制”。简言之,这一机制最简单的方式是对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欧盟制造商允许的进口产品征税。它可能适用于各种碳密集型行业,如水泥、玻璃、钢铁、化肥和化石燃料。
征收碳边境税的逻辑似乎很简单,如果没有它,欧盟可以采取将污染性生产转移的方式减少排放,但这将损害全球气候收益。征收碳边境税一方面有利于控制高碳产品污染,另一方面还可以保护欧洲制造商免受来自环境标准较低国家的产品的影响。
贸易逆全球化的趋势会对已经形成的全球高效分工体系造成损害,并造成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协调难度加大。然而,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潮流,是全球合作对话的基础。
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并直接带动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但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也引发了各个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路径的思考。
事实上,人类早已意识到在气候变化和自然风险面前加强合作交流的重要性,《巴黎协定》《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公约规章的签署,彰显着世界各国团结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与担当。但由于美国中途退出《巴黎协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动荡,近两年世界各国在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遭遇一些挫折,需要动员各界立即开展行动。因此,全球各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形成合力,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应对气候全球化。
第一,从贸易全球化的角度来看,随着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然而,贸易全球化强调利益,各国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各自的经济福利。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资源也实现流动和优化配置。发达国家依靠跨国公司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加工、组装、制造等低价值环节。因此,发达国家在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最多且发挥主导性作用。
第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是全球化应对,这要求各国都必须作出相应的贡献。贸易全球化使得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价值观不断增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能源需求下降可能暂时减缓了碳排放,但全球碳排放依然持续增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本国经济增长和化石燃料使用会直接带来碳排放外,产业链的位置也使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间接传导至发展中国家。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存在地点上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最终影响相同。世界各国只有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和优势,通过合作对话实现协同性减排,才有可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贸易全球化为技术交流与扩散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利于各国加强对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条件。因此,在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需要不断发挥技术示范作用,积极开发和共享先进技术成果,而发展中国家也应主动融入贸易全球化的潮流,在扩大经济规模的同时实现绿色发展。这样,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可以进一步加深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因此,解决气候问题并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开放合作,摒弃保护主义和关门主义,使贸易全球化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中国而言,通过“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以及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等,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贡献。
第三,根据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份气候变化报告显示,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遏制全球变暖等方面作出的努力依然远远不够。事实上,一方面,由于各国政治经济的巨大差异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各国在践行节能减排和多边主义方面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城镇化中期加速阶段,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难以权衡。因此,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各国需要合作对话,发达国家助力发展中国家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近几十年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受益于全球分工协作的不断深化。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逆全球化的风险不断加剧。如果全球分工体系受到损害,各国能源消费和能源结构可能转向以国内能源资源为主导,清洁能源的全球资源分配可能受到损害,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合作努力可能减少,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实现“碳中和”可能面临新的挑战。
贸易全球化主要目的是优化全球资源配置,通过分工提升各国的福利。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化同样是为了实现全球排放的优化配置。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也应该是全球共同作出贡献。虽然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可能存在政治成本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全球性的协作,各国需要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基础进行全面对话合作。
中国是贸易大国,也一直是贸易全球化的倡导者。在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同时倡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化,以贸易全球化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化。减少清洁能源发展的贸易障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清洁低碳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尽可能避免贸易冲突,为低碳转型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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