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管理》杂志于2021年11月26日通过网络首发形式，发表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勇的研究成果--协同实现碳达峰目标和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策略研究。该研究发现通过节能和加快发展核电及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低碳发展措施，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国能够在2029年实现碳达峰，并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如果全国或各地提出过早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或者延用甚至强化过去形成的多重能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导致事实上的硬性提前碳达峰，甚至一些区域能源过早达峰，将会导致过早进入经济低速增长阶段，造成人为确定的碳排放或能源指标不合理制约下的经济增长缓慢，难以完成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一、碳达峰时间由2029年提前到2025年，2021-2030年间将造成高达43万亿或全国2019年GDP比重43%重大经济损失
国内人为压制经济增长或国外经济危机的发生，都会带来更早的碳达峰，也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假定全国2025年或2029年碳达峰，测算两种情况下2021-2030年之间累计GDP差异，以此推算提前达峰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具体测算思路如下：全国2019年经济增速为6.1%，按照2025年达峰和2029年达峰两种情况，假定"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密度，或者是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18%保持不变，则碳达峰时经济增速上限为4.05%。碳达峰后经济增速不能高于这个上限值（根据前述国际碳达峰时的经济增速经验，往往是低于这个上限值）。按照经济增速从2019年的6.1%线性下降到达峰时4.05%的水平，碳达峰后，经济增速仍然按照前面的下降趋势，延续到2030年。根据经济增速计算每年的GDP，并累计2021-2030年的GDP之和，两者的差额作为不同时间碳达峰的经济损失。
计算结果为：全国碳达峰时间若由2029年提前到2025年，经济损失为43万亿，约为2019年GDP的43.8%（如图4）。而何建坤等［13］估算，碳中和总计投资约138万亿左右。可见，过早碳达峰导致的经济损失数额巨大，造成过去大量投资搁浅，也会削弱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二、过早进入平台振荡期，也有较大经济损失，反而不能事先保证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假如为了减少经济损失，图4中的2025年达峰曲线不下降，也就是人为保持碳排放不增加，以减少经济损失（见图5中2025年后的直线）。这种情况对应各省份宣布过早碳达峰，或延续过去累积起来的多重能源环境约束性指标，2025年开始进入碳排放平台振荡期。相对2029年碳达峰，经济损失为28万亿元，约为2019年GDP的28.3%。
碳排放平台振荡期会给碳达峰增加更多变数，造成随机波动，也可能使前期所承诺的峰值年不再是最高峰值（见图5中2025年后的曲线），难以事先确保2029年全国一定达峰。按照世行数据，福岛核泄漏后，日本使用煤炭替代核能，导致2013年碳排放量超过了2007年，2007年的碳排放不再是最高碳峰值。欧洲几个进入碳排放平台期的国家，碳排放峰值比其它年份高不了多少，且缺乏规律性，难以事先确保哪个年份是峰值年。
三、过早碳达峰或进入平台振荡期，将导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无法实现
2020-2035年经济增速前高后低，2025年碳达峰时经济增长上限为4.05%，将导致2020-2035年平均增速低于实现2035年现代化目标要求的经济增速。林毅夫判定2020-2035年间经济增速约为5~6%［14］，刘伟等判定5.3%以上［15］。2029年碳达峰情况下，通过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技术突破性发展，并采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也能突破碳达峰对经济增长上限4.05%的锁定，确保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央提出防止运动式减碳，及时消除了各省份或城市盲目过早达峰承诺的风险。但如何协同减碳，仍然是摆在各省份或城市政府决策者面前的难题，不完善的政策措施导致过早或过晚碳达峰都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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