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元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定下了稳中求进的基调。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显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正试图在抵抗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一方面，要稳字当头，用适度投资、积极就业和结构性减税来抗衡外部衰退。另一方面，则要全力化解地方债与民间借贷等内部风险。与此同时，人民币汇改仍将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改。
12月14日，中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总体战略非常正确，因为这一政策既追求了总体上的稳，同时也追求了适当的速度。刘汉元同时乐观地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发展新能源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客观上为四川抓住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问题，稳放在了第一位的，然后才是进，这就预示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明年将不会出现大的变化，请问刘主席是如何理解这个决定的？
刘汉元：这个话是对的，在CPI明显下降和回落的背景下来讲，没有任何问题。稳是强调经济、政策、社会稳定和方方面面的均衡，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和庞大的经济体来讲本身就是需要的。在我们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更多地会体现出骑自行车原理。比如说速度适当快，车反而会变稳；速度慢了，车就可能偏或者倒。同样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提法我觉得很有道理，速度快了会有速度快了的问题，速度慢了会有慢下来的问题，但速度一旦停了，就会暴露所有的问题。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总体战略非常正确，既追求总体上的稳，也追求适当的速度。更何况，调控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动态的，根据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的阶段性状况适时地做出调节。所以，不排除明年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可能会有一些更积极的政策出现，比如货币政策的适当放宽，速度适当地强调等等。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发展新能源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四川省乃至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参与者，请问刘主席如何看待和解读这个决定？这一决定对于四川经济的发展有怎样的推动和机遇？
刘汉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了积极有序地发展新能源。把气候谈判和节能减排、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新兴产业尤其是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等方面结合起来，明确了要以积极态度发展这一产业。这对四川经济来讲，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看到，在今天国家工信部刚刚公布的国家多晶硅准入企业名单中四川在中国各省份中处于大省地位，占有的数量属最多省份之一。在这样的机会中，我省怎样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和抓住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乘势而进，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对于四川来讲，当前和很长时间仍然是发展相对不足、潜力挖掘不够的问题。因此抓住这些机会，把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怎么样乘势做大做强，把一部分产业在中国做到具有重大比较优势非常有必要。像在藏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上，怎样把水电建设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建设协调起来，既解决当地清洁能源的结构问题，又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如甘阿凉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增加当地群众的收入的同时维持当地风俗习惯和水土保持，我觉得这是可以一盘棋思考的问题。相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四川和四川的企业都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亮点和机遇。
记者：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请问作为企业家的刘主席对这项政策怎么解读？减税会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有成本的下降来减轻企业的负担？
刘汉元：我觉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好很正确的事情，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民富最终国强，这种情况下，十多年来我们的财税收入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一倍以上，作为发展中的一段时期是可以的。但作为长远来讲它将使经济难以持续良性地发展，势必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自身的积累和自身的积极性。同时，这个决定也是我们在调节社会收入过程当中，鼓励大家往低收入和老百姓倾斜的过程当中一个需要政府做出的姿态。毕竟税收收入越多，企业的积累越少，发展的就业机会越少，提升待遇的机会也就相应地越少。从这种角度来讲，我们的财力到一定规模以后政府怎样进行一些结构性的减税，藏富于民，让富于民，真正让企业和社会有更多的资源去均衡各方面的收入，提高中层收入群体的数量和收入水平，我觉得中央的这个政策做得非常非常英明。对企业来说，这个决定是一个强心针，可以促进各个方面有更积极的态度发展企业，增加一定的积累，扩大和维持再生产，对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新增量带来积极的帮助。
记者：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需和加快发展服务业等内容，请问刘主席对此有何见解和观点？会议确定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请问刘主席这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对企业来说会有哪些好处？
刘汉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扩大内需，这个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个观念。经济结构的调整既有我们的主观愿望，也有一定尊重市场和社会的客观需求。事实上，主观调整的愿望是好的，但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地需要通过积极的引导，毕竟我们有自己的主观愿望和社会愿意做和引导的产业。但对于市场本身的张力和自身的需求我认为不宜过多扭曲，因为这会让我们付出更大代价。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要兼顾速度，有人说速度慢下来后，我们就淘汰了落后产能，也有人说速度慢下来后，我们就调整了产业结构。但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太正确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现在的情况是，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成为主流，会认为发展得越好，就容易鱼龙混杂，什么企业都起来了。因此我们就得慢一点，停下来，把一些质量差的企业淘汰了，把一部分落后产能淘汰了。看起来这好象有利于我们的结构调整，但事实上这是人为的折腾。因为速度慢了，社会很多问题会暴露出来，速度慢了不等于这个结构调整能够真正到位，更不等于先进的就真正能成为主流。从我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反而会增加社会的成本、付出更高代价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税收增速的放慢，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至于营业税和增值税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国家早就应该做的事情，当然现在来做也很好。我们的营业税没有考虑它前后的征税关系，往往导致在流通过程当中，在一些服务领域里面重复征收的情况。比如社会上服务行业也好，一些产业链较长的加工行业也好，尤其是一部分服务行业的上下服务和社会化的服务都在这个地方受到制约。因为每转一个手，每经过一个环节都要抽一次营业税，而营业税比如3%，有可能增值额只有2%，实际上这就限制了社会分工和服务业以及第三产业大量的快速发展。因此这次改成增值税可以从这个角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增值额大相应的税收高一些，增殖额少增值税税收比例相对就低，这样能够给服务业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也能鼓励社会各种分工和协作体系和机制的尽快完成。这个决定，尤其是对第三产业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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