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审批权下放”这一话题，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日前国家能源局和协会以及企业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同时也深入到基层了解情况，可再生能源中，风电、水电可能位列首批审批权下放名单中。
政策落地“渐近”
“审批权下放比较复杂，一些核心问题还存在争议，比如审批权是要下放到哪个层级的地方，谁来把关，如果导致过剩，责任谁来承担，补贴由谁发放等。”上述人士称。
据他透露，本次审批权大幅下放和取消的名单中，水电、火电、风电、电网、油气管道等能源项目都将有可能位列其中，符合条件的项目将无需再上报国家发改委审批核准。
“行政审批是中央的一项硬任务，这是军令状，各个部委可能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审批权逐步分批下放的趋势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一位部委官员在电话里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据了解，2008年为扩大内需，中央提出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紧接着又实施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当时，由于5万千瓦以上风电项目由国家层面核准，5万千瓦以下由省级政府核准。在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下，一些发电企业将大型风电项目分拆成多个小于5万千瓦的小项目(多为4.95万千瓦)进行申报，获得核准后，形成多个风电场分期接入电网、局部地区风电接入过于集中的局面。为此，2011年国家能源局对风电行业开始回收地方审批权，要求各省核准风电项目前须先向国家能源局上报核准计划。
“对于很多投资和项目而言，审批权过于繁琐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是必然趋势。
担忧加剧地方保护
随着新能源审批权“开闸”信号传来，一些企业负责人也担心，繁琐的审批制度给企业带来很大负担，但是审批权下放，是否会出现地方权力过大，出现地方为了完成考核突击上项目，和产业政策相违背，一些部门因为权力加大后滋生腐败，出现权力寻租等情况。
另一方面，加剧地方保护也是很多人担心的重点。“审批权下发后，各省的权力增大了，企业跨省做项目的难度就更大。”一位光伏企业老总不无担心地说。
据了解，地方保护主义的痕迹在各地行政审批中并不鲜见。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将新能源项目看成当地的重要发展机会，要求投资者使用本地风电装备，或者在当地配套建设相关生产基地，才能获得当地电站项目的建设资格。这导致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为了拿到路条而草率上马的“垃圾”产能。
中电联副秘书长欧阳昌裕认为，审批权下放后，需要高度关注中央与地方之间规划统筹和协调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有可能又回到2011年以前那混乱和无序建设的状态。”
须配套改革和建立约束机制
地方政府无疑在本次审批权下放中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接近发改委人士向记者坦言，实际上围绕着审批权，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由来已久，而这次审批权下放，如何在放权的同时，建立一系列机制，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实现调整地方投资结构，防范可能出现的监管风险非常重要。
“改革并不等同于放权，审批权下放不等同于随便放手。现在包括能源在内的很多领域，在地方的竞相上马下，出现投资过度，一味地强调放权的做法并不合适，解决这一问题重要在于加强规划和控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称。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王元京建议，比如影响企业直接决策等一些不该批的就要取消或者放下去，避免过碎、过细，阻碍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涉及到环保、安全的方面，虽然不用集中在中央来批，但是要由法律法规逐渐代替行政，用各级部门执法的方式来实现。此外，该批的事项还应逐步公示，促进审批的透明化、标准化、公开性。
专家表示，审批权下放还须配套包括价格改革、利率市场化、行政效率提升、法制更加完善等一系列配套的改革。还要加强监管，建立起一系列配套的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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