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京都大学特别教授本庶佑荣获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向世界彰显出实际上在日本国内外被广泛使用的重要药物不少是基于日本的研究成果而诞生的。但是，这些药品大多被欧美的大型制药企业抢先实现产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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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研究所长间野博行2007年发现了引起非小细胞肺癌的融合基因，引发广泛关注。最先将这一发现用于癌症新药开发的是美国辉瑞，2011年首先在美国获批上市，2012年又在日本获批上市。
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教授酒井敏行与日本烟草产业公司(JT)共同通过自主手法发现了抑制癌细胞增殖的物质。但是日本烟草产业最终放弃产品化，英国葛兰素史克(GSK)将该物质作为恶性黑色素瘤的新药推向市场。后来，瑞士的诺华又从葛兰素史克收购了包括该药在内的癌症治疗药业务。
本庶的共同研究对象小野药品工业基于他的研究成果开发出癌症免疫治疗药“Opdivo”(中文名“欧狄沃”)，该药于2014年率先在全球获批上市。不过，费用高昂的临床试验则是通过与美国Medarex合作才得以实现。现在，收购了Medarex的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MS)掌握着该药在欧美大型市场的销售权。
日本制药企业之所以不敢大胆地基于大学等机构的独创性研究成果开发新药，是因为害怕产品化的风险。尤其是临床试验，日本企业招募测试对象比欧美企业困难，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开发1种新药耗费10年以上的时间和1000亿日元以上资金的情况并不罕见，和欧美大型药企相比规模较小的日本制药公司不得不持谨慎姿态。
此外，在日本药企中，“欧美的基础研究水平高于日本”的观念很强。为了在欧美寻找新药开发的机会，日本企业摸索与研究开发型的初创企业合作。但是，出色的企业会先被辉瑞等巨头盯上，无法轻易找到好的合作对象。
有趣的是，美国强生、诺华和葛兰素史克等欧美制药巨头反而暗中频繁与日本大学的研究人员接触。除了在国际学会上的交流外，还提供奖学金给予年轻研究者赴海外知名大学研究的机会，以及加强与日本研究者网络的联系。这是因为欧美大型药企认为日本开展的研究有望运用到新药开发上。
这样下去，日本优秀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会加速外流。日本医疗研究的指挥部、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AMED)对此抱有很强的危机感，相继提出了多个产学合作的新药开发支援项目。该机构提出“All Japan”，由该机构充当大学和企业以及企业间合作的桥梁，让害怕单打独斗的企业通过合作减轻畏惧，但能否真的促进产品化还不好说。
目前全球企业正致力于开发运用大数据(包括诊疗信息、用药记录、检查图像和基因组分析结果等)的更为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在大幅落后于欧美的日本，也终于启动了根据基因变异等情况选择最合适药物的癌症基因组医疗。厚生劳动省为此还指定了癌症基因组医疗的合作医院。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与制药企业推进的基于每位患者的基因变异情况治疗肺癌的临床试验项目也在国际上赢得很高评价。此外，东京大学、癌研有明医院等多家机构收集和分析癌症相关基因组数据，然后基于分析结果进行诊断和治疗，但是各家机构的手法不尽相同，数据也难以整合，因此很难说实现了“All Japan”。
今后，基因组诊断发挥作用的情况将不断增多，包括辨别癌症免疫治疗药物对哪些患者有效等。健全的竞争是必要的，但也有声音担心会出现日本常见的互相扯后腿的情况。
在欧美，除了基因组诊断外，借助人工智能(AI)的诊断和治疗也已经过了研究阶段，渐渐走向产业化。诺华、 美国礼来公司等大型药企强化与IT企业的合作，还在公司内部增加大数据处理等人才，强化开发能力。
新药研发的手法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如果不能跨越产业界、学术界以及不同行业、国境，乘上变化的大潮，将无法运用好不容易取得的基础研究成果，被全球领先药企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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