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逐步提升低碳能源占比
杜祥琬表示，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存在低碳、高效潜力较大的“三匹马”——可再生能源、核能和天然气，应大力发展。
2014年11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发布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到15%左右;2014年11月12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布，中国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对此，杜祥琬表示，在几十年后，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超过化石能源，这可视为能源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针对如何提高间歇性风能和太阳能并网率，杜祥琬认为要规模化、多地域的风、光能源可缓解“间歇性”，增强相互间的互补性，使其发电出力的时间行为显现较为平缓的特性，有利于提高并网率。同时，要加强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包括物理储能和化学储能)、电网技术与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的融合，提高电网的智能化程度，加强对电源侧和需求侧的智能管理，将提高电力系统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此外，还要发展分布式用能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技术、微网技术和不并网用电、峰电的直接利用(如用于海水淡化、制氢等)。
杜祥琬同时表示，核能是未来的能源。核电作为洁净、低碳、稳定、高能量密度能源，其基本优点未曾改变，全球核电发展格局目前已基本稳定。我国目前已经对核事故进行科学的分析、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核电安全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弃核的做法并不理智。
“安全、稳步、规模发展核电”是我国的理性选择。人类对低碳能源的刚性需求，就需要输出稳定的核电与间歇式的可再生能源相结合，这也是核电发展的动力。
此外，针对“页岩气革命”的说法，杜祥琬认为并不恰当。但他同时表示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天然气是相对洁净的新能源力量，对缓解环境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会做出贡献。因此要努力提高天然气(含非常规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
在今后的几十年间，天然气将成为一个低碳能源支柱和重要的过渡性替代资源。但仅靠天然气一种能源不可能完成对煤炭的高比例替代，所以在中国“页岩气革命”或“页岩气时代”的口号并不恰当。
电力发展水平要用发电量来衡量
杜祥琬表示，同样发达水平，低能耗是先进指标，说明能效高，国家倡导节约。能源及电力的消耗，并非越多越好。如果以欧洲、日本国家为参照，我国仅有不到1倍的人均发电量增长空间。
而从欧洲、日本等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等到一定发达程度后，经济会继续发展，但人均能耗、电耗不再提高且基本稳定，甚至还会下降，这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效提高。对此，杜祥琬建议要倡导一个比较高效、节能、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社会发展方式。电力发展水平要用发电量来衡量。因为装机容量的多少与电源结构有关，最终需要是电量，用发电量指标来衡量才是科学的。应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中的比例，减少直燃煤和直燃油的使用，更多用于发电和电能替代。
向低碳转型时不我待
据杜祥琬介绍，目前我国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6吨，逼近欧洲、日本水平，并在持续增长。一些发达地区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大于10吨，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史上的峰值。其主要原因是高耗能产业搞的太大、太快，加上诸多浪费和不合理需求等因素共同造成。
我国每年要消耗全球煤炭的40%，而煤炭消耗中，高达一半是直接燃烧(非发电)的，这是最污染的利用方式。杜祥琬还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我国的“油耗空间密度”已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我国东部“碳排放的空间密度”已是全球平均值的6倍;我国目前每千人汽车拥有数虽不到美国的1/5，但中国东部的“汽车空间密度”已超过了美国。按照上述数据，可以判断我国能源当前最基本的国情：环境容量显著小于世界平均值，高碳特征已十分显著。
对此，杜祥琬表示，如果中、西部沿袭东部发展路径，我国将会更“高碳”。高碳与污染有着强烈的相关性，粗放型发展，终究难以为继，向低碳转型时不我待。
此外，他还指出“新型城镇化”能否“低碳”，也是我国面临的“大考”。未来中国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呼唤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呼唤着转变发展方式，而这个转变的基础是新的能源革命，即由黑色、高碳向绿色、低碳转型;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高效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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