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然经济总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水平在世界上总体还处于中等状态。如何使中国这艘经济大船，继续保持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健康发展，是“十三五”规划的大课题。我提以下几点个人想法。
建议一 应继续扩大有效内需
中国内生需求还有很大空间，我国经济继续增长仍具备条件，应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教育科技等薄弱产业发展，扩大有效内需。
建国65年，改革开放36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已长足进步，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煤炭、电力短缺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并出现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城乡面貌已经大大改观，个别大城市已呈现国际大都市的面貌。但发展极不平衡，新农村建设还任重道远，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间发展不平衡，城市中高楼林立和城中村、棚户区并存;医疗、养老、教育设施和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欠账较多;管网系统老化，安全隐患多，急需改造;城乡环境治理更加迫切;东西部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
这些不足恰恰可转变为发展动力，这些领域需要进一步投入建设，是我们的内需所在，“十三五”在资源配置，资金投入，重点项目安排方面要向这些领域倾斜。这既是内需所在，也是我囯经济继续发展的动力。如果做到这一点，中国将会以更加现代化、更加繁荣、更加文明、更加强大的姿态展现在世界。
要实现对这些领域的持续投入，必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应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金融政策。对此现在有一些批评意见，我个人认为这是针对当时形势采取的正确措施。
通过这两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我国不仅成功地克服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衰落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反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这段时期，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就和我们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金融政策有很大关系。从后来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看，财税增收也完全可以覆盖所发国债的规模，金融坏账率和失业率要低于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水平。中国克服这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再次证明发展是硬道理。
现在有些批评意见，认为我们当前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有关。的确我们现在有些行业产能过剩，调整面临很大压力，造成这种情况与此政策有一定关系，也有其他因素。但与取得的成绩和当时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的必要性相比，成绩远远大于出现的问题。
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运用得更加稳妥。相比较，1998年以发行国债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5年共发行6300亿元)比2008年的4万亿元要更具体和更有针对性，运用领域的选择也较为妥当，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需要财政资金的领域。
“十三五”需要加强的欠账较多的医疗、养老、教育、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除调动社会资金外，还必须依靠财政资金的投入。所以采取类似1998年发行财政国债，定向投入这些社会事业领域是必要的，但投向面不能太宽。我们的中央财政债务水平还有一定余地。
建议二 绝不能削弱制造业的地位
我国在制造业总量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工业门类的产能、产量都远高于其他国家，例如钢铁、建材、纺织、家用电器、一般机械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领域产量居于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品代替了农副产品，成为中国的主要创汇来源。制造业也是吸收就业的重要领域。但自主创新能力(专利数和技术含量)、知名品牌、跨国企业实力、能耗水平、劳动生产力等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
制造业不少行业目前产能过大，能耗较高，有的还带来环境污染，急需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低于发达国家，应该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多、能耗低、污染少的特点，鼓励服务业的发展。但这不表明要降低我国制造业的重要性，相反制造业是强国之本，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今天的制造业大国来之不易，是近代史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
有一种说法，说康乾盛世时中国GDP世界第一，但这没有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反倒屡遭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侵略。洋务运动喊出“师夷之长以制夷”，要向洋人学的是科学技术和制造业，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光有发达的农业和服务业还不能算强国。今天中国拥有了门类齐全的工业，是几代人持续努力的结果，世界上也仅有少数大国拥有这样的实力。
“十三五”要调整制造业结构，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保持制造业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我们在强调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比重的同时，绝不能削弱制造业的地位。相反要继续加强制造业，在弱项、缺项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重点要放在半导体芯片产业、数码技术、先进制造、纳米科技、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档次，继续保持在钢铁、纺织、家用电器、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的优势。
巩固在轨道交通、船舶、电力设备、新能源、通信设备领域已经取得的竞争能力。培育很有希望的核电装备制造业、数控机床、网络技术产业。最近美国的制造业翘楚——GE公司总结发展经验，从原CEO韦尓奇时代收益颇丰的金融服务业向传统的优势制造业回归，美国在搞实业回归，实业是什么?就是制造业，值得我们关注。金融服务业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实业为基础是畸形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行不通的。
建议三 保护和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能力
“高手在民间”，近年中国产生的新业态，崛起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新企业，例如，华为、腾讯、小米、阿里巴巴、联想等都是由草根民营企业发展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著名企业，几乎都岀乎政府的规划预料。
李克强总理提出“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我非常赞同。政府应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满腔热情扶持新生事物的成长。政府机构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减少对企业发展的干预和束缚。在财税、金融政策上要有扶持草根创新企业发展的减负让利政策。
专家、权威也要少当“九斤老太”，不要轻易否定新生弱小的创新，而要改革我们的评估办法，让各种新技术、新创意竞相迸发。最近我到台湾参加两岸企业家峰会，参观了一些台湾的创新型企业，包括液晶显示屏、精密机械和零件、芯片制造，都是在这20多年间由草根企业成长为处于世界同行业前列。
我在想同样这些行业，我们起步并不晚，为什么我们没能做到?也许原因之一是我们政府和专家干预过多，没有形成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社会氛围。希望在“十三五”期间有更多创新型企业成长起来。
建议四 改革对新能源的定价和补贴政策
应进一步释放新能源发展动力，树雄心，立壮志，建设世界最大的风光互补绿色能源基地，保持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
中国的风电、太阳能产业已居世界前列，但现行的由政府制定固定的风电、太阳能标杆电价，其中高出当地燃煤标杆电价部分，由财政征收的可再生能源基金全额补贴的办法，缺乏竞争机制，制约了风电、太阳能的发展规模，也使补贴资金难以为继。
因此目前采用的由能源局分省份批风电、太阳能规模的计划经济办法，导致计划规模和地方发展新能源积极性严重脱节，出现了倒卖“路条”的现象，也削弱了企业不断降低成本的积极性。
应该改革新能源的定价机制和补贴办法，取消政府分省份批建设规模和“路条”，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可以考虑标杆电价和特许权招标结合的方式。风电虽然有了相当规模，但也仅占发电量的2%，太阳能发电仅占发电量的千分之六，但却有10%左右的弃风，应尽快完善全国联网，在更大范围内消纳可再生能源。
我国西北地区风能、太阳能丰富，又有大片荒漠土地，现有风电、太阳能发电已有1000万千瓦规模，完全有条件建成3000万千瓦以上的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往东部负荷中心。在“十三五”规划中尚缺乏像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这样全局性的大项目，可以把3000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基地(包括送出工程)作为一个大项目列入“十三五”规划。
在国际上也可树立积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履行减排承诺的良好形象。新能源没有燃料成本，电价高于传统能源发电主要是因为财务成本高，为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可以考虑采用贷款定向降准，给予风电、太阳能产业优惠利率贷款;或者在电力行业试行碳排放交易，适度遏制煤发电，支持绿色能源发展，逐渐弱化单纯依靠电价补贴的鼓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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