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能源革命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成本的问题，也就是电价问题。”在近日举行的中德能源转型论坛上，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一语切中要害。
我国的电价定价机制被诟病良久，尤其是在能源革命的新环境下，定价机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改革的阻力无处不在，但也出现许多破冰的迹象。
2014年APCE会议期间，我国承诺，争取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超过20%。这就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的能源革命绝非空穴来风。
面对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日益增多，电价矛盾日益凸显，我国的电价政策该何去何从?
当务之急
“三北地区是我国可再生能源最丰富的地区，但是三北地区提出过以发展可再生能源满足本省需求、提高本省环境质量为出发点吗?”内蒙古电力公司电力调度主任侯佑华一抛出这个问题，就获得诸多赞同之声。在他看来，目前的价格政策并未能真正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我搞电网运行20多年，真正决定能源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价格政策。”侯佑华指出，2007年之后我国的风电热潮就是价格引导下的非理性爆发。“2006年出台《可再生能源法》之后，风电项目趋之若鹜，现在又一窝蜂上马光伏，也不考虑需求，本质上都是价格引导所致。”
目前，新能源项目集中爆发已出现质量隐患、供大于求等恶果，我国可再生能源行业虽然发展迅猛，但并未走上一条健康发展之路。
在侯佑华看来，能源价格市场化是解决各种弊病的主要手段，只有市场化的价格体系才能达到合理的资源配置，靠人为设定价格无法解决实际碰到的各种问题。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Hans-JoachimZiesing也表示，中国既然已经提出了电力改革、排放权交易等举措，就必须进行价格改革，否则电力系统只能排除在排放权交易之外。
“消费者对价格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没有价格信号，大家就绝不会改变自己的用能习惯。”Ziesing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改变电价制度，让消费者对电价更敏感。
借鉴德国经验
同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的一大特点就是“贵”。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之下，新能源革命更像是一场富人的游戏。在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已经达到30%，2050年目标是80%。那么，德国如何负担这种昂贵的“新常态”的?
德国应用生态研究所气候与能源政策专家FelixChristianMatthes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未来的目标和体系。未来能源体系的特点是低碳、可再生能源、资本投入更大、更多的基础设施修建、更好的协调性。围绕这五大特点考虑，就会明确未来的电价发展方向和过渡期需要采取的措施。
具体到价格政策上，德国从2000年前后开始征收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每度不足1欧分。到2009年之后增加到了每度6欧分，承担了可再生能源扩张的成本。实际上，德国电价基本平稳，而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却在不断增加。并且，工业用户获得了政策支持，大头都是由个体用户支付。
由于德国的光伏使用量很大，占全球的40%，可以说，全球光伏的推广相当一部分归功于德国居民的电价分摊。计算下来，分摊到每个德国居民身上为2欧分/度。
这样的支持力度也收获了良好的效果。“虽然涨价了10%，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了30%。”Matthes表示。
面对电价上涨，德国民众并非没有怨言。但德国电力协会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令人意外。在这些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埋单的民众中，56%的人认为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太慢，35%觉得还可以。这意味着，超过90%的客户认同并愿意继续推动能源转型。“埋单者愿意承担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代价，这是非常重要的。”Matthes说。
实际上，在欧盟建立完全竞争的电力市场以及放开价格之初，德国人也相当抵触。但事实证明，只要市场是独立的，价格一放开，就很容易关闭传统电厂，可再生能源就有利可图，德国因此成为最大的获利者。
总结德国能源转型的最大经验，Matthes认为，一是强有力的监管政策，二是电力市场的自由化。他建议：“中国应该让电网独立化，让价格可变动。”
寻找“标准答案”
对于我国来说，没有德国那样雄伟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在各种不确定性之下，定价机制一时难以获得统一的“标准答案”。
侯佑华认为，合理的电价体系一方面应考虑鼓励发展新能源，一方面也应该引导产业理性发展。第一，不要造成大规模的集中建设，尤其是技术还不太成熟的电源;第二，使相关各方有合理的利益预期，但又不能获得暴利;第三，使价格体现出责任权利对位，即收益越高风险越高的原则，不能只有收益没有风险。
实际上，同传统能源的竞争仍是目前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障碍之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能源所研究员姜克隽提出，目前可再生能源肯定没办法和传统能源直接进行市场竞争，但如果把环境外部性加上，考虑PM2.5的环境效益，则一吨煤可能要加500元，这还没有考虑重金属的污染。“这才叫市场。”姜克隽认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王仲颖则指出，中国在目前谈电价，“既为时过早又为时过晚”。
首先，我国缺乏长远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这个目标绝不是五年规划、十年展望的目标，而是像德国一样到2050年的目标，这个信号国家要给清楚了，搞油的、搞煤的都知道了。一个煤电厂建设好了50年才能退役，那么现在怎么可能还要上马一个煤电厂呢?目标明确了，自然大家就会知道应该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找市场。”王仲颖说。
其次，必须制定好法律法规，然后按照市场游戏规则，以最经济、最可靠的手段监管能源系统。
“有了这三点，价格就不是问题。”王仲颖满怀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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