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用了15年时间，在能源转型，特别是电力转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可再生能源在德国电力消费中的比例从2000年的6.2%上升到2015年的32.5%。德国现已进入能源转型的2.0阶段，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的比例达到或超过80%，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达到60%。
能源转型必将涉及各方利益调整。那么，德国是如何协调各党派、各州以及各能源产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形成整体国家共识与行动方案的?利益协调的措施和手段是什么?具体落实过程中遇到哪方面的挑战而又是如何克服的?德国经验对中国的能源革命有何借鉴?
10月12日，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在京举办晚餐会，特邀设计并主导德国能源转型长达14年(2000-2014)之久的德国能源署前暑长史蒂芬.科勒先生，就德国能源转型中各方利益的协调问题作了主旨发言，并就与会者关心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科勒先生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一、德国的能源转型有绿色环保的民意基础，但起因与推动力来自全球两次重大核事故。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就出现了环保主义运动，有人反对建核电站。而且那一时期煤电行业还没有安装除尘设施，空气污染十分严重，鲁尔工业区等地都有大面积的空气污染。很多专家开始研究德国的能源结构，并思考这样的能源结构是否应该优化。
1986年原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核尘埃也漂浮到德国，小孩不能到沙坑里玩，对德国人影响巨大。国内反核声音大幅增强，倡导“绿色政治主张”的绿党逐渐崛起，德国开始酝酿能源转型。
德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在联邦和十六个州的每个州都设有议会，进入联邦和州层面议会的六个主要党派都参与了能源转型讨论。
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前，德国的政党分为两派。一派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他们主张发展核电;另一派是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联盟，他们要求弃核，实现能源转型。
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是个分水岭。福岛核事故后，德国所有政党都同意弃核，实施德国的无核能源转型。
二、德国能源转型的主要措施是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
放弃核电而又要保障电力供应需要大规模替代方案。德国的主要措施有两个：一是大幅度提高化石能源使用效率，即节能;二是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
德国提出的目标是到2050年基本退出化石能源，并在1990年的CO2排放量为基准减排90%。科勒先生认为，德国二氧化碳减排任务在2030年之前由能效提高担当主力，在2030之后转为可再生能源做主力。对于巴黎协定所设立的自主减排目标，德国的六个党派都同意，分歧只是落实目标的途径。
三、能源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协调各方利益最好的手段是公开讨论。
德国能源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其影响远远超能源领域。能源转型不仅涉及能源结构的转变，还涉及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产业间的利益调整。能源转型不仅是简单地用风电光电替代核电煤电，不只是涉及能源领域，也不仅仅涉及到党派之争，而且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发展和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甚至工会和教会也会卷入辩论中。
在此情况下，解决问题并协调各方利益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和协商。政府可以专门召集利益相关企业和其他社会主体，进行公开讨论并达成共识。
四、德国能源转型有赢家，也有输家，损失最大的还是传统能源公司的股民。
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源是德国能源转型的赢家，太阳能、风电和燃气热电联供得到了快速发展。核电和煤电是输家，德国宣布在2022年全部退出核电，并逐步退出煤电。
面对能源转型，一些传统企业积极应对。如意昂(EON)电力公司把业务拆为两部分，一部分从事传统能源业务，另一部分从事新能源业务。这些企业成了能源转型过程中的赢家。但更多的是一些传统电力企业，他们比较保守，在能源转型中失去了很多机会。
科勒先生认为，最终承受损失的还是这些传统能源公司的股民。例如，意昂公司的股价从福岛核事故之前的每股约110欧元，下降到现在的约20欧元。
五、能源转型很难，但主导能源转型的工作更难
科勒先生透露，在他担任德国能源署署长，主导德国能源转型的14年生涯期间，最困难的工作是将政治家们的理想化政治主张变成现实可行的方案措施。他认为，政治家们往往对能源系统的物理属性不太了解，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而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要结合实际并具有操作性。他认为，能源转型不只是政党或政府的事，最重要的是鼓励人人参与。
六、德国能源转型尚未成功，目前面临三方面挑战
如果用能源消耗和CO2排放来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德国能源转型还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因为这两者总量的下降都没有达到早先制定的目标。他认为，目标是否达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和过程。
勒先生认为，德国能源转型面临以下三方面挑战：
首先是非电领域还面临巨大挑战。德国的能源转型集中在电力领域，在非电力领域，特别在占德国一次能源40%的建筑物部门，进展不大。德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计划每年对大约3%的建筑进行节能改造，但实际上平均每年仅完成了0.9%。为了推进建筑节能改造，政府提出了对户主给予退税的优惠政策，但这个政策在联邦和州层面讨论了十年，至今没有通过。
其次是在跨区电力输送领域。德国北部风力资源丰富，但是人员稀少，电力需求量小。南部人口密集工业发达，对电力的需求量大，因此需要建设南北大容量输电线路。2006年，德国能源署制定了南北超高压输电线路计划，打算在2015年前建成1900公里的输电线路，但至今却只建成400公里。主要原因是沿途居民反对架空线路，而地下电缆的成本则是架空线路的5倍。
第三是能源转型过程中人性的两面性问题。一方面，谈起能源转型，绝大多数民众都举双手赞成，但落实到自己身上时却往往反对或不支持。超高压输电线路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购买汽车。在购买燃油汽车和电动汽车的选择上，民众更愿意购买燃油汽车。在自驾和公交选择上，许多人还是倾向自驾。由于近年来油价下跌，民众购买排量大的汽车数量明显增加，导致交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
科勒先生指出，德国到2020年二氧化碳减排40%的目标，现在看来是完不成了，整体能源消费这个分母和碳排放降不下来。德国能源转型的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电力领域，接下来德国能源转型2.0将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在非电力领域。
七、针对中国能源革命实践，科勒先生从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和教训出发，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要注重和鼓励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有市场和服务模式创新。因为在能源转型领域，有很多创新事务，为此一定要建立一个鼓励创新的机制，让创新的技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容易进入市场。
二是希望国家电网创新建立一种机制，能够在电源接入电网方面提供竞争机制，鼓励那些更有经济效益、更低碳环保、更灵活高效的电源接入。
三是通过交易机制或者碳税给二氧化碳定价，为减排提供一个经济激励框架，通过经济奖励措施，大力鼓励低碳能源发展。
四是要真正重视节能，把“提高能效”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并落实到实处，而不仅仅重视可再生能源。
在问答阶段，科勒先生还就以下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关于德国禁售燃油车的传闻。科勒先生认为，2030年德国停售燃油车只是绿党提出的党内建议，并不是生效的政策，而绿党内部本身意见也不统一。譬如奔驰公司所在地巴登符腾堡州的州长由绿党成员担任，他就对这个建议表示反对。2022年奔驰公司停产燃油车也是谣言，他说，宣布2022年停产纯燃油车(不包括混合动力燃油车)的汽车公司只有一家，就是中国人拥有其股权的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科勒先生认为，禁止燃油车完全没有必要，如果电动汽车技术过关并且经济性好，老百姓会自然选择电动汽车，而不是通过政府来禁止燃油车。就目前看，电动汽车代替燃油车的技术经济性还不够。
关于欧洲核电。科勒先生认为欧洲不会再建核电站，主要原因是缺乏经济性。由法国阿海珐公司承建的一座芬兰核电站的工期拖延，建设成本从原来的25亿欧元提高到现在的80亿欧元。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的上网电价需要度电12欧分，而新建风电在欧洲的成本只有6欧分/度，风电加上燃气发电补偿调节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核电。因此，他认为英国的欣克利角C核电站不会建成。
会上还讨论了生物乙醇和煤制油等问题。
德国能源署成立于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宣布能源转型计划的2000年。科勒先生被联邦政府任命为德国能源署第一任署长。在长达14年(2000-2014)之久的任职期间，科勒先生设计并主导了德国的能源转型，被公认为对德国能源转型影响最大的专家之一。
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名誉理事会副主席周大地、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原主任徐锭明、国家气候战略与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戴彦德等30余位俱乐部专家出席了会议。俱乐部总裁陈新华博士主持了当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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