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及国家能源局等三部委近日同时发文，对前六批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进行梳理及清算。新规出台一方面将令国内光伏企业尤其是运营商的现金压力缓解;另一方面，清理补助这一举动也无疑是对今后全面取消补贴的“投石问路”。
运营商压力得以缓解
截至2016年底，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454万千瓦，累计装机容量7742万千瓦，新增和累计装机容量均为全球第一。“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也与国家、地方补贴的推进有着密切的关联，”熟悉能源投资的国内电力专家周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不过，国内的新能源补助资金并没有按照电站建设的节奏来进行，而是出现了一定的滞后。”
举例而言，一个电站在2016年1月建成，其拿到国补的时间往往是1年半甚至2年之后，因此2年之内它的资金压力并不小，电站建设期的银行贷款有的就依靠前期电站获得的国补、地方补助及其他资金解决，有的干脆只能求银行延期还款。因此建设新能源电站不仅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也有相应的资金门槛。
而这次三部委发出的《关于开展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清算工作的通知》直指补贴痛点，提请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及下属各省级电网企业进行梳理与清算，并要求上传电费结算单和电量结算单，从而一次性摸清过去的补贴情况。
国联证券测算显示，此前国家共公布了6批次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对于2012至2015年间并网的包括106.9GW风电、25.9GW光伏、9.3GW生物质发电项目进行补贴。再加上第七批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工作已启动，有利于缓解下游运营商的资金压力，中上游厂商也将间接受益。
补贴缺口大
相关部门对于补贴的重视，仍是不够的。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截至2016年年底，国内新能源电站的补贴缺口约550亿元。而一位电力投融资资深人士也表示，截至2017年年终，缺口将可能继续扩大。而2015年3月以后并网的每年补贴需求量是450亿元，如果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不从0.019元每千瓦时(补贴来源)上调的话，则无法完全填补未来的电站所需资金缺口。
今后每年仍有数百亿补贴需要发放，该如何实现?除了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措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来源?周颖对此表示，补贴之外还有绿色证书交易、配额制度等两种方式。
她解释，所谓“绿色证书交易”，指的是一些需要购买绿色电力的企业向拥有电站的运营商买指标，从而满足相关节能环保要求，该交易在国外已有不少先例。
多部委力推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下称“绿证”)有几大重点：价格上看，交易价不应高于可再生能源补贴价值;时间点上，政府希望的节奏是2017年自愿、2018年强制交易。
然而，需要证书的买家和卖家在处于“自愿交易”的模式下，成交量和成交额都不会太高，除非一些类似谷歌、苹果、微软等大型买方会积极参与，其他国内公司的参与量就屈指可数了。而“强制交易”如能推行，可能会对填上补贴缺口带来很大影响。
而另一种帮助缓解补贴缺口的则是配额制。所谓“配额制”，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用法律的形式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份额做出强制性规定。2016年3月3日，国家能源局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在官网挂出了一份《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及，各发电企业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应达到全部发电量的9%以上。文件也提出，对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中)的最高占比13%的有八个地区(如内蒙古、辽宁、吉林及黑龙江等)，占比较低的地区为广西、贵州、四川和重庆等地(为5%)，大部分地区位于7%~10%之间。换言之，这些地区不仅需要安装可再生能源电站，同时还要让这些可再生能源能尽量发出，确保完成全国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9%以上的目标。
除了绿证和配额制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解决补贴缺口的手段?那就要依靠补贴的逐步“退坡”直至取消。目前，在中东的阿布扎比、南美的智利等地都已出现较低电价，有的甚至达成了0.2美分/千瓦时，这些地区本身的先天优势具备，当地土地便宜甚至免费、光照条件充足等因素促使低电价得以产生，但如果国内光伏技术继续提升(发电量上扬、成本下跌等)，光伏电价与火电持平也将逐步到来。因此，进入国补名单的运营商虽也在等待1~2年之后的补贴回归，但未来更要做好上网电价很快走低的心理准备。而对于产品制造商而言，更高效、更优质的硅片和电池也才是最终方向，也只有执念“all in”，平价上网也才不再是一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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