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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父母都记得他们第一次抱着新生孩儿的那一刻，看着他们皱巴巴的小脸从医院的毯子里露出来。我（本文作者查尔斯·曼恩 (Charles C.Mann)，《大西洋月刊》、《科学》以及《连线》杂志撰稿人）伸出双手，把女儿抱在怀里。我太激动了，大脑里几乎一片空白。后来，我在房间外面徘徊，这样母亲和孩子就可以休息了。
当时正是新英格兰2月下旬的凌晨三点。人行道上结满了冰，空气中飘着冰冷的细雨。当我从路边走出来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当女儿到了我这个年龄时，地球上差不多将有100亿人。我无法再保持淡定，地球如何能养活这么多人?
1970年，我就读高中的时候，全球1/4的人处于饥饿状态，联合国今天称之为“营养不良”。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约1/10。在过去的40多年里，全球人类平均寿命增长了11年。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大部分寿命增长发生在贫困地区。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数以亿计的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中产阶级。
这种致富并没有以平均或公平的方式发生，依然有数以亿计的人尚未步入富裕行列。然而，以前从未有过这种程度的幸福感飙升的先例。没有人知道这种增长是否会继续持续下去，也不清楚我们目前的富裕程度能否维持下去。
今天，世界上大约有76亿居民。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00亿。大约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口可能会开始趋于平稳。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将会处于“更替水平”，即每对夫妇都有2个孩子来代替他们。经济学家们表示，世界的发展仍应继续，无论如何不均衡。这意味着，当女儿和我同龄时，世界上的100亿人中将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中产阶级。
和其他父母一样，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在成年后能过得舒服些。但在医院的停车场，这似乎不太可能。我想，地球有100亿张嘴巴需要供养，其中包括30亿中产阶级，地球如何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完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不破坏地球宜居环境的情况下，为每个人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服务?
激烈竞争
在我的孩子们的成长的过程中，我利用作为记者的优势，不时地与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专家讨论这些问题。随着对话的积累，他们反应似乎分成了两大类，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与两名美国人——威廉·沃格特（ William Vogt）和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观点相关。虽然沃格特与博洛格互相不认识，对彼此的工作也不怎么关心，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创建了基本的知识蓝图，世界各地的机构今天都在利用这些蓝图来理解我们的环境困境。不幸的是，他们的蓝图为人类生存问题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沃格特出生于1902年，他为现代环保运动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基础。特别是，他创立了汉普郡大学人口研究人员贝特西·哈特曼（Betsy Hartmann）所说的“末日环境保护主义”，认为除非人类能够大幅减少消费和限制人口，否则将破坏全球生态系统。在畅销书和演讲中，沃格特认为，财富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而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他曾说过，如果我们继续超过地球所能给予的极限，那么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全球范围内的破坏。他的口号就是“减少再减少”。
博洛格比沃格特晚出生12年，他已经成为“技术乐观主义”的象征。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要正确应用科学和技术，我们就可以走出困境。在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研究中，博洛格是最知名的人物。所谓的“绿色革命”是指将高产作物品种和农艺技术相结合，增加世界各地的粮食产量，帮助避免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对博洛格来说，富裕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只有人们变得更加富有和知识渊博，人类才能创造出解决环境困境的科学。
两人都认为自己在使用新的科学知识来面对地球危机，只是观点截然相反。对于博洛格来说，人类的创造力是解决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方法。举个例子，他认为通过使用“绿色革命”中的先进方法来提高土地的产量，农民们就不必再种植那么多土地了，这一想法被研究者们称为“博洛格假说”。
而沃格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解决办法是利用生态知识来缩小土地种植规模。与其种植更多的谷物来帮助生产更多的肉类，人类应该在食物链上吃得更少，以减轻地球生态系统的负担。这就是沃格特与他的前任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观点不同的地方，马尔萨斯曾预言，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耗尽粮食，因为他们总是生养太多的孩子。沃格特改变了这个观点，他认为我们也许能够种植出足够的食物，但代价是破坏了世界的生态系统。
我将这两个观点的追随者分别称为“巫师”和“先知”。在博洛格思想的指导下，“巫师”们揭开了技术的面纱。而在沃格特的启发下，“先知”们谴责我们的鲁莽带来的后果。沃格特与博洛格在相同的轨道上并行了几十年，但很少相互承认。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们的第一次和唯一一次会面产生出现分歧，随后沃格特试图阻止博洛格的工作。据我所知，他们后来从未说过话。
虽然沃格特和博洛格都在公共场合提到过对方的想法，但从来没有提到过名字。相反，沃格特驳斥了那些“自欺欺人”的科学家，称他们实际上是在加剧我们面临的问题。博洛格称他的对手是“勒德分子”（Luddites，即害怕或者厌恶技术的人）。
尽管沃格特和博洛格现在都已经去世，但他们的门徒之间的争论却变得更加激烈。“巫师”们认为“先知”奉行的理论不够诚实，对穷人漠不关心，甚至属于种族主义者(因为世界上大多数饥饿的人都是非白种人)。他们认为这是一条通向回归狭隘、贫穷和饥饿的道路。在这样的世界里，尽管科学知识可以解放他们，但数十亿人仍生活在苦难之中。
而“先知”们嘲笑“巫师”对人类足智多谋太自信，甚至认为这是由贪婪驱使的(因为拒绝超越生态限制将会削减公司利润)。“先知”们认为，高强度的、博洛格式的工业农业，短期内可能会有取得回报，但是从长远来看，将会使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艰难。由于过度使用土地而导致的水土流失，将导致环境崩溃，进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对此，“巫师”们回答：这正是我们要预防的全球人道主义危机!
随着相互指责不断升级，有关环境的对话变成了“独白”，双方都不愿与对方接触。如果我们不讨论孩子们的命运，双方也许都是对的。
地狱之路
沃格特在1948年被载入历史，当时他出版了《通往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这是我们第一本现代版的“通往地狱之书”。它包含了当今环境运动的基本论点——承载能力，也通常被称为“生态极限”或“行星边界”。承载能力假定，每个生态系统都有其所能产生的极限。超过这个限度太久，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通往生存之路》中说，我们对食物的需求将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侵蚀、沙漠化、土壤衰竭、物种灭绝和水污染，这迟早会导致大规模的饥荒。
像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作者，沃格特的朋友)和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人口爆炸》的作者)这样的作家所接受的，沃格特关于超越极限的阐述成为了当今全球范围内环境保护运动的源泉，这是上个世纪以来唯一持久的意识形态。
威廉·沃格特（William Vogt)
当《通往生存之路》出版时，博洛格还只是一名年轻的植物病理学家，致力于改善墨西哥农业。该项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赞助，致力于帮助墨西哥贫困的玉米农民。博洛格在墨西哥做了个涉及小麦的小项目，研究黑色茎锈病（一种真菌），它是小麦最古老、最难对抗的疾病。在美国，寒冷通常会杀死茎锈病，但它经常出现在温暖的墨西哥，每年春天的大风都会把它刮过边境，重新感染美国的麦田。
作为唯一一个从事小麦研究工作的洛克菲勒研究人员，博洛格得到的资助很少，因此他不得不连续几个月睡在棚子和田地里。但是他在50年代中期成功培育出了对许多锈病有抗性的小麦。不仅如此，他还发明了比普通小麦矮小得多的品种，即所谓的“半矮子”小麦。过去，当小麦被大量施肥时，生长得很快，但茎长得细长，在风中很容易折断，那些不能重新挺直身子的麦株会腐烂死去。
而博洛格培育的矮小粗壮小麦可以吸收大剂量的肥料，并将额外的营养输送给谷物而不是根或茎中。在早期的试验中，农民有时收获的小麦是普通田地的10倍。小麦产量得到大幅提升，以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官员在1968年将之称为“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从而为20世纪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
绿色革命在亚洲的影响最为显著，196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在菲律宾开设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当时，至少半数的亚洲人生活在饥饿和物质匮乏之中，许多地方的农业产量停滞或下降。IRRI希望研究人员开发出新的高产水稻品种，以迅速改变亚洲。在博洛格的领导下，IRRI团队开发出西的水稻品种，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席卷亚洲，几乎使水稻产量增加了2倍。如今，亚洲种植的水稻中，超过80%来自IRRI。
亚洲大陆的人口激增，而且亚洲男性、女性和儿童的平均消耗量比IRRI建立时提高了30%。在首尔、上海、斋浦尔和雅加达，有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昂贵的酒店、拥挤不堪的街道以及霓虹灯，所有这些都是在实验室培育的水稻基础上建造起来的。
“先知”反驳了吗?承载能力是幻想吗?不。正如沃格特所预测的那样，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导致了巨大的环境破坏：排干的含水层、化肥径流、水生死亡区、退化和渍水的土壤。更糟糕的是，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使得农村土地变得更有价值。突然之间，许多地方的贫穷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了。“先知”们认为，绿色革命只是推迟了饥饿危机。这只是一次性的“幸运突破”，而不是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正如“先知”所说，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和财富意味着，我们的收获将不得不再次“跳跃式增加”，就像“巫师”们所说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尽管2050年的全球人口仅比现在增加25%，但大多数预测认为，农民将不得不将粮食产量提高50%至100%。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奶酪、奶制品、鱼类，特别是肉类的需求增加了，而与种植和食用植物相比，饲养动物需要更多的土地、水源以及能源。未来数十亿人将会消耗掉多少肉几乎是不可预测的，但如果他们与今天的西方人一样大量食肉，那么这项任务将是艰巨的。而且，“先知”们警告说，为了满足世界对汉堡和培根的渴望，地球上也将迎来更多灾难：风景变得满目疮痍、可用水源和土地越来越少，贫穷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将无法生存。
要做什么吗?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可用的许多策略已经不复存在。农民不能种植更多的土地，因为几乎所有可开垦的耕地都已经被使用。肥料的使用也不能再增加，现在它已经被过度使用。除了非洲的某些地方，这些化肥径流正在污染河流、湖泊和海洋。灌溉也不能再大规模扩展，因为大部分可以灌溉的土地已经被灌溉了。“巫师”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基因改造来创造更高产的作物。而“先知”们认为，这是进一步压榨地球承载能力的途径。我们必须朝相反的方向走，他们希望少用土地，少浪费水，停止将化学物质倒入土地和水中。
人类仿佛被挤进了一辆正穿越迷雾的公共汽车，而前方某处就是悬崖，人类的灾难性命运很难逆转。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悬崖在哪里，但每个人都知道，在某个时刻，公共汽车必须要转弯。问题是，“巫师”和“先知”们就何时转向存在分歧。每个人都确信，遵循别人的想法会把公共汽车送上悬崖。当他们争论不休时，车上的乘客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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