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每年的两会都会被许多代表委员关注。自2016年《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发布至今，已进入到全面开展编制《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的时间段，因此，在今年的两会上，矿产资源、矿业发展又成为了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加强海外矿产资源开发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推进，海外矿产资源开发已成为许多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方向。但对于资源型企业来说，海外投资依然存在诸多风险。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葛红林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全球矿产资源形势必将发生新变化，很可能开启又一轮海外投资、并购的窗口期。“这一时机值得中资企业高度关注，应把握住机遇。”葛红林称，全球资源分布不均衡，资源保障能力不足是中国有色金属产业的一大短板,“走出去”是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趋势。
葛红林指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要积极参与和推动有色金属产业全球化新进程，密切关注并及时利用好疫情之后可能发生的区域产业链重构机遇，努力保障中国有色金属产业国际供应链安全。
当前，我国铜、铝、镍、钴等资源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铅锌资源对外依存度也有所上升。针对此种情况，葛红林说：“供应链对外依存度高，但并不代表不安全。”他表示，由于投资与风险如影随行，包括经营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等。这一过程中，关键是要防范好风险，强化海外投资、并购的风险意识。企业在海外并购中，要防止脱离国家的外交战略，降低受到当地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同时，投资不要过于集中，应有一定的分散度。此外，减少单兵作战，尽可能抱团“走出去”；要防止急功近利，因轻信中介公司，而落入陷阱。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有色集团出资企业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职工李莉也在建议中提出，要大力支持有色金属企业“走出去”。她表示，合理利用海外矿产资源，加快有色金属资源海外布局，已经成为保障我国战略资源安全的重要抓手之一。
她建议国家相关部门进一步制定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的实施方案，支持有色金属行业“走出去”标杆企业深度融入国际矿业市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矿业企业，加大矿业项目投资并购力度，完善海外资源布局。她还建议，在国家层面对企业“走出去”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助力“走出去”标杆企业，解决海外投资并购过程中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给予“走出去”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
关于我国核工业建设中的重要资源——铀，全国政协委员、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李子颖指出，在海外铀资源市场价格比较低、比较容易获取等情况下，应当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加强资源储备。但随着当下国际形势突变、从海外获取铀资源不确定性增加等情况的出现，他建议，在充分利用海外资源的同时，要立足国内，加大勘查力度，增强资源储备。
完善矿业政策法规
权益金制度在矿业界引起争议已经持续了3年。2017年4月13日，国务院发布《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即“29号文”）；2017年6月29日，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即“35号文”）。
“29号文”“35号文”自发布以来，就争议不断，受到矿业界的普遍反对，地方政府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
那么，权益金制度的问题到底出在哪？
全国人大代表，西部矿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永利在议案中表示，首先，企业出资形成的勘查成果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给矿业企业增加成本压力的同时，不利于调动、鼓励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风险勘查工作的积极性。其次，新增资源储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会使企业开展危机矿山找矿的积极性和投资信心造成很大影响。再次，对于低于规定额度一次性征收和首期缴纳20%探矿权出让收益，如果最终不能开采，已收取的权益金缺乏相应的退还机制。最后，由于各省制定的权益金基准价和计算方法不统一，造成同一矿产权益金基准价差距较大，从而形成不公平的开发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鑫在提案中也提出几大问题，一是新旧制度未能有效衔接，导致政策执行出现争议；二是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办法直接沿袭矿业权价款评估办法不妥；三是矿业权价款基准价直接调整为矿业权出让收益基准价，不甚合理。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钢协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也指出，以矿业权出让收益体现全部国家所有者权益有悖于改革初衷，同时，以矿业权出让收益体现全部矿产资源价值也不符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律。
从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中可以看出，权益金制度存在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矿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面对矿业界的一致呼声，权益金该何去何从？
张永利建议，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建议按照“新矿业权新办法，老矿业权老办法”的原则继续做好矿业权价款的征收工作。同时，国家应鼓励矿山企业，尤其是老矿山自筹资金开展探边扫盲，延长矿山服务年限，对于已缴清价款的采矿权范围新增资源储量，建议不再征收权益金。另外，关于提前缴纳权益金问题，建议调整提前缴纳比率。如果现行权益金政策不变，建议建立健全退还机制，减轻企业负担。最后，从国家层面统一权益金基准价标准，各地区给出合理调整系数；统一基准价计算方法，避免各自为政，产生区域不平衡问题。
宋鑫指出，“一刀切”式地将矿业权价款调整为矿业权出让收益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实施细则或指导意见，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重新梳理高风险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新旧过渡政策；考虑企业出资勘查成本和承担的风险，调整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办法；完善矿业权出让收益基准价。
何文波强调，根据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开发规律，建议统筹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四个环节的征收水平，明确矿业权出让的核心为矿业权出让价值，而非矿产资源价值，对无法在出让环节体现的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应以开采环节资源税的形式加以体现，避免在税费计征测算时重复征收，增加企业税负。
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当前，我国众多大中型矿山保有资源储量短缺和后备资源储量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同时也有一大批矿山已到达其生命周期，还有部分落后产能矿山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或开采成本过高、亏损严重。如若直接关闭或废弃此类矿产，不仅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国有资产流失，还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如何实现矿产资源高效利用，成为了今年矿业领域备受关注的重点。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安全环保部主任工程师冯海燕表示：“目前看来，我国部分地区针对矿产资源勘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部矿产资源的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还不够深入，大多局限于钻探结果分析和地质成矿规律分析，未能从地质、地球化学角度系统地对深部矿产资源进行全面深入探讨。”
她表示，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重要论断以来，国家实施了地球深部探测战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着手实施深部矿产资源勘探计划，向地球深部要资源已成为解决资源瓶颈和地质科技创新前沿课题。因此，她建议，国家应大力推动深部矿产资源勘探理论基础研究，助力矿产资源勘探，并大力推进铝、锰、锡等重要矿产深部找矿工作，集地质矿产、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勘查等精干力量，进行重要成矿带“第二找矿空间”成矿预测，刻画重要矿集区三维结构模型。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总经理的吴洪英，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就格外关注钒钛资源的综合利用，她表示，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能、舰船、战车与火炮等国防工业，对国防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国家应该加以重视和关注。
当前，我国对国外进口钛精矿的依赖程度非常高，钛精矿每年进口300万吨左右，已达到国内钛精矿需求40%以上。“这种依赖进口的产业形势，一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对我国钛金属产业、国防军工造成重大威胁。”吴洪英表示。因此，开发利用好我国当下充足的钒钛资源，保障国家军工发展、改变依赖进口的格局是非常必要且必须的选择。
曾经是一名矿工的李莉指出，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国资源综合利用取得一定成绩，矿山企业在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利用效率，减少和避免了污染物的产生，不仅保护和改善了环境，还保障了人体健康，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资源消耗高、利用率低，废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程度低等问题仍然普通存在，尤其是对于资源枯竭的老矿山来说，问题格外严重。为此，李莉建议，国家应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鼓励企业将废石资源“变废为宝”进行深加工作为建筑原材料，提高企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同时对企业开展废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给予装运费补助等具体优惠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一直关注废弃矿井问题，他表示，应充分利用废弃矿井中的能源资源，这不仅能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去产能矿井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同时还可以为废弃矿井企业提供一条转型脱困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径，进而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
袁亮建议，国家应出台废弃矿井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激励措施，引导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广泛参与，共建符合我国实际、体现国际先进水平的废弃矿井能源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体系。同时，加大废弃矿井资源开发利用国家科研项目支持力度，将废弃矿井资源开发利用关键性技术攻关项目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促进国家级科研平台的建立。
随着煤炭资源的逐步枯竭和煤矿的加快退出，我国多地矿区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指出，应促进资源枯竭型煤炭矿区转型升级。他建议，应研究制定资源枯竭型煤炭矿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政策措施，研究建立老煤炭矿区振兴发展基金，支持老矿区煤炭企业跨行业、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推动煤炭上下游产业一体化发展，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同时，研究化解老矿区、老煤炭企业金融债务、政策性破产、统筹就业补助资金等政策措施，通过多渠道解决企业转型发展和职工安置的资金缺口，帮助老国企卸下包袱，走出困境，轻装前进。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首席专家程寒飞也对黄金行业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一是珍惜宝贵的矿产资源，做到有序高效开发利用；二是严格执行标准，树立行业标杆，通过标准化、规范化向管理技术、品质效率要效益，严惩通过降低安全环保标准要效益，以公平来促进行业的真正良性发展；三是建立绿色化科学评价考核体系，细化指标，分解到每个工序，以构成的绿色化促进整个产品行业的绿色化；四是进行科技攻关，对承担国家职能的重点项目进行科技攻关，要拿出“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的魄力去进行攻关。
加速推进智能矿山建设
日前，《有色金属行业智能矿山建设指南（试行）》发布，引起各界的强烈关注。许多代表委员表示，加速推动矿山智能化，是当前矿业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同样也是矿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并满足国家和人民期望的必然要求。
“新技术革命向矿山建设和矿业生产扩展是不可回避的时代趋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王训练表示，《指南》的发布为有色金属矿山建设树立了一个新标杆。王训练认为，未来国家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标准可能“水涨船高”。随着智能矿山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推广,全国矿山智能化水平将整体提高,安全生产水平、资源集约能力、环境保护水平都将提升到新高度。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常委满慎刚认为，矿山智能化是目前的大趋势，但行业还存在着一些企业智能化开采思想理念认识不到位、研发投入相对不足、高端研发专业技术人员缺乏、智能化水平建设有待进一步提高等诸多问题。为此，满慎刚建议，将智能化开采纳入国家能源技术创新战略、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和国家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协调机制，统筹安排部署，加大投入力度，确保智能开采技术创新有力有序推进。同时，有关部委应对煤炭企业加快智能化开采给予政策支持，完善保障措施，鼓励企业开展智能开采。此外，应研究制定相关金融、财税、信贷等优惠政策，鼓励煤矿企业推广使用智能开采的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有效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煤炭开发利用效率。围绕煤炭绿色智能无人化开采需求，搭建开放合作的研发平台，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合作。
全国人大代表、阳煤集团一矿机电工区机电队技术员姚武江也表示，应深入推进5G+智慧矿山建设，提升管控能力，打造无人矿山。姚武江表示，建设5G+智慧矿山是煤矿减人提效、安全生产的有力举措，要加大技术和资金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共享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更多煤矿加入到5G+智慧矿山建设中来，实现井下井上无缝对接，提升煤矿管控能力，力争打造无人矿山。
姚武江还建议，应当尽快出台5G+智慧矿山建设的行业标准，进一步规范建设行为，减少无必要的资源浪费。加速推进“5G+智能采煤”“5G+智能掘进”“5G+辅助运输”“5G+智能巡检”等各类“5G+”矿用智能系统，以“5G+”技术为牵引，推进智能煤矿建设，把5G技术更广泛深入地应用于矿山行业，应用于煤矿井下工作面，使井下、井上实现无缝对接，提升煤矿安全管控和生产经营能力，助力无人采矿设备平稳运行，从而打造无人矿山，从根本上避免人员伤亡。
关注重要稀缺矿产资源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近20种矿产消费的第一大国，矿业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基础产业，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绿色环保、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许多极具发展潜力的矿产资源和稀缺矿产资源受到代表委员的关注。
张永利介绍，钾是我国长期紧缺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之一，青海省的钾资源储量占全国的90%以上，其年产900万吨钾肥生产能力，保障了全国60%以上农业生产需求。但在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开征求对《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中提出的“钾肥储备进口肥占比不低于80%”和“钾肥承储企业需为化肥进口国营贸易或非国营贸易企业”等管理办法存在一定问题，若按此执行，将对钾肥市场产生很大影响。为此，张永利从既支持国家化肥储备战略决策，又保障地方钾肥生产企业生存发展的角度，建议适当调整钾肥国储政策有关措施。他建议，一是适当降低钾肥储备中进口肥的比例，将储备进口肥占比从“不低于80%”调整为“不低于60%”；二是将国有钾肥生产企业纳入钾肥承储范围，并将产地仓储作为国家化肥商业储备的方式之一；三是在国家层面出台钾资源奖补政策，支持鼓励国产钾肥藏资源于地下，并布局支持掌握核心技术的国有大型钾肥生产企业走出去，积极掌握国际钾肥市场话语权，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士启在其议案中指出，随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飞机发动机制造水平和生产量不断提升，在研发和制造环节中也需要不断添加一些特定金属元素以实现材料具备特殊性能，但由于我国航空发动机行业发展刚起步，国内部分稀有稀散金属，譬如应用于其中的铼金属需求量仍尚小，产业发展受到制约。
“因此，为推动我国金属铼发展，加快推进铼生产、应用的产业化进程，以及保障航空航天领域对铼的需求，应将高纯铼金属列入国家储备目录，全面开展铼金属国家收储。”丁士启说道。因目前国内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较慢，暂时对铼的需求总量不大，造成铼金属行业发展出现困难，但由于铼金属全球资源稀缺且极度分散，若到大量急需的时刻再短期内提高并达到其供给量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由国家出面收储金属铼产品，对提振铼生产企业信心，保障铜钼金属冶炼企业回收伴生铼资源，提高资源综合利用，以及控制重要战略资源，保护关键材料自给安全，保障国家重大装备的关键材料安全供应具有极大意义。
近年来，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已经逐步发展成熟，在技术、规模、成本等领域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而作为光伏重要原材料的多晶硅也在不断发展中实现了国内产能达全球总产能的60%，成为了比肩中国高铁的“国家名片”之一。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表示，目前看来，在可再生能源中，光伏发电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成本优势，以输出的等效能量计算，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到了10美元以下，且发电全过程零污染、零排放。与此同时，光伏发电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最经济的发电方式，在我国部分省市也实现了等于或低于火力发电成本，已具备大规模应用的条件。
刘汉元建议，面对严峻的全球环境问题和已经发展成熟的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国家应及时调整并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积极引导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加快推动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
技术创新助力矿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上指出：“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一直是围绕发展的重要话题，“创新驱动发展，改革驱动创新”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识。
全国政协委员，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一级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孙朝晖表示，钒和钛是国家重要的战略金属，在航空航天、军工、海洋、化工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钒钛的使用量往往正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标志。目前，孙朝晖所在企业的属地攀枝花就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钒钛资源，不仅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还是世界产量最大、技术最优的钒制品生产基地，以及国内最大的钛原材料基地和百米长尺含钒钛微合金重载、高速铁路用钢生产基地。
作为多年对钒钛进行深入研究的“钒钛专家”，孙朝晖认为，仅靠单一的企业行为是难以完成国家级战略材料的技术开发与资源保障的，也难以满足国家对钒钛资源开发利用的需求。孙朝晖建议，要在钒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探索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推动钒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冯海燕也在其提交的议案中表示，加强深部矿产资源勘探理论基础研究，对推动深部矿产资源勘探尤为重要。她建议，应加强岩石圈作用、地质构造作用与大规模成矿作用等基础理论研究，并针对不同地区大型矿集区控矿要素和深部构造驱动机制、成矿物质来源、成矿地球动力学机制和“源、运、储、变、保”构造体系等方面形成研究课题，实现以成矿基础理论、勘查技术方法，支撑老矿山深部、边部成矿规律研究与深部精准预测。
“我国煤炭及建材行业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在粉尘防控及职业安全健康等领域存在较大短板。”袁亮指出，其中煤矿高浓度粉尘直接影响347.3万从业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制约高质量发展，影响“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实施。
袁亮建议，要积极布局重大项目，支持技术装备研发和成果转化，推动协同攻关。同时，尽快启动科技创新2030‘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大项目，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解决煤炭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环境损害和大气污染问题，支撑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