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君芳 刘京青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是一年两会季，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葛红林。他就有色金属工业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热点、难点、关键点，作了全方位、深入、具体的阐述。
落实“双碳”目标——
以绿色发展成效，展现有色新形象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重大决策。
葛红林表示，有色金属工业要主动作为，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分析“双碳”目标落实现状。他表示，当前，大宗金属商品已经成为“双碳”目标的社会焦点。
如何又好又快地降碳？葛红林认为，首先，要走调控总量的降碳之路。
他说：“如果过去补产量缺口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必须，那么，现在去产量过剩则是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须。产量必须适可而止，不是出口越多越好，也不是进口越少越好。这是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对高能耗原材料应作出的基本判断。”
他表示，降碳要从定性上升到定量，科学确定全国产量调控指标。虽然这样的顶层设计很难，但必须要做。当务之急是应分行业地对基本金属作一次未来需求分析，形成预见性的调控指标，有的要做逐步的减法，有的要做上限之下的逐步加法，实现有力有序的降碳。要穿透问题精准施策，提升总量调控的可操作性。近年来，电解铝产量得到有效控制，得到行业内外的一致好评，重要的原因是，科学地确定了产能的“天花板”。
葛红林说：“高耗能产品并不是生产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是高耗能。过去，将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同时列为高耗能产业，而其实，只有冶炼是高耗能产业，压延加工并不是。由此可见，我们要进一步提高专业化的工作‘眼力’，问题看不透，就无法精准施策、有效操作，甚至白花了‘政策钱’，效果都大打折扣。”
其次，要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当前，我国基本金属的产量占全球的50%以上。为适应新发展阶段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就要从鼓励出口转变为限制出口，乃至鼓励进口。虽然，基本金属出口可以拉动社会经济发展，获得企业经济效益，但也消耗了国内能源，相应地将污染也留在了国内。所以，不能只算经济账，也要算好经济和社会的统筹账，要敢于对基本金属的出口做减法。
同时，要突破行业的“技术内卷”。葛红林表示，从学科上讲，有色来自冶金，冶金来自化工，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有色、钢铁、化工三大产业。本是同源的三大产业，实际上存在着很多科学技术上的相通性，要打破行业界限，促进钢铁、有色和化工企业间的区域流程优化整合、互融相嵌，实现流程再造。这对于推进产业发展和“双碳”目标来说，不仅会产生量的飞跃，更会引发质的变革。比如，某铝镁设计研究院为沿海一钢铁企业设计的年产240万吨氧化铝项目，通过利用钢厂余热及配套码头等已有设施，成功降低成本，实现节能减排。
四要优化全国布局。2021年，部分地方脱离实际，“双碳”目标设定过高、降速要求太快，对高耗能项目进行“一刀切”关停等。葛红林认为，以上行为都危害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他表示，要坚持做到在总量控制下完成科学布局。要敢于突破，不能任凭现状布局，对高耗能产业，应鼓励实现以先进产能置换落后产能的平衡，努力将项目配置在清洁能源占比较高的地区，提高集约化、现代化水平，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和碳排放。比如，减少产煤区域的煤电铝，增加水电区域的水电铝。
五要致力于循环再生。葛红林认为，高耗能产品往往也是高载能产品，要珍惜初次生产过程中的耗能，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成为今后循环利用中的载能。可以说，循环再生就是将释放高耗能转变为低耗能产品的过程。比如，用废钢通过电炉生产的钢材，省去了用铁矿石通过高炉炼铁的耗能；用再生铝生产的铝材，省去了通过氧化铝生产电解铝的耗能，可谓“一次耗能，终生受用”。
我国钢铁、有色等高耗能产品产量早已接近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连续十几年的高消费已经为我国累积了大量的如钢铁、铝、铜等高耗能产品。随着此前消费的高耗能原生金属逐渐进入循环利用周期，高载能再生金属对原生金属的替代将释放出巨大的减碳、降碳潜力。因而，大力发展再生金属产业，加快高耗能产品的循环利用，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
有色金属产业供给高端化——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
由大到强的必然趋势
葛红林对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现状进行分析。他表示，进入21世纪后，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数量上看，我国有色金属总量规模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产量、消费、贸易都是世界第一，牢固奠定了全球有色金属工业大国的地位，基本满足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质量上看，我国有色金属产业总体也已跃上新的台阶。不仅选冶技术水平总体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实现了部分选冶技术装备、工程与服务的成套出口，而且加工产业装备水平大幅提升，普通加工材产品可以完全满足国内需求，部分中高端加工产品实现进口替代并批量出口。同时，在高速列车、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家重大工程中，我国自主开发的包括铜、铝、钛、镍、钴、锂、钨、硅、锆、铟、镓、锗、稀土等在内的众多有色金属高端结构材料与功能材料，正在日益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可以说，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基础，并具备了实现由大到强转变的坚实条件。产业供给高端化，正是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在当前形势下实现由大到强的必然趋势。
那么，如何实现我国有色金属工业产业供给高端化？葛红林认为，要在突破关键材料上下功夫。促进有色金属产业供给高端化，与有色金属高端关键材料的开发与应用密不可分，这也是有色金属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提升的重要一环。
“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我国有色金属行业要按照《“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要求，群策群力、攻坚克难、奋发有为，努力争取成为世界有色金属关键材料开发的策源地之一，成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的需求提出者、创新组织者、技术供给者、市场应用者，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完善创新机制生态。要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补齐高端材料短板为方向，持续深化行业企业科技创新机制改革，依托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在《规划》引领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要作用，从制度、经费、人才、激励机制等方面加强高端材料保障能力建设，采用“揭榜挂帅”“赛马”等方式鼓励科技攻关，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供应能力，加快补短板、铸长板的步伐。
二是要不断加强合作，打造跨界融合新流程。要围绕《规划》提出的“建立产业化示范生产线”，开展技术创新中心试点，推动建立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新型合作机制，促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打造高端关键材料研发、生产、应用的完整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
三是要推进对标一流，加强材料标准和品牌建设。要以国际领先为标杆，找准核心要素、关键指标，以差距为导向，加快高端产品与新材料的追赶和超越，加快进口替代步伐。要强化上下游协同，共同参与制定覆盖高端材料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标准群，鼓励企业制定高于推荐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企业标准。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标准接轨，促进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强化品牌发展战略，培育和提高品牌影响力。
四是要努力强化管理，推进质量评价和认证体系建设。随着我国向现代制造业强国迈进的步伐加快，有色金属行业企业要与我国下游制造业企业一道协同发力，推进国内高端有色金属材料认证体系的建设，推进国内认证与国际认证的接轨，促进高端材料的开发与应用。此外，要积极开展产品稳定性试验验证，努力成为更多世界知名飞机、汽车、电气等下游行业制造企业的材料供应商。
五是要主动融入创新平台，发挥创新平台载体的支撑作用。根据《规划》内容，“十四五”期间，为促进高端供给，支持新材料研发应用，材料领域将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平台等多层次创新平台建设，有条件的有色金属企业应积极对接、主动融入，充分利用并发挥好各种创新平台的功能与支撑作用，提升有色金属高端材料开发和应用水平。
放眼长远应对市场波动——
突出战略性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当前，受国际国内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突发因素影响，有色金属行业原材料价格波动对行业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结合2021年大宗原材料市场波动，葛红林就市场调节提出，顺周期调节要突出跟踪监控、逆周期调节要突出精准果断。
“最为关键的是跨周期调节，要突出战略眼光。”葛红林表示，顺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是对一个周期内的波动予以跟踪监控和干预调整，强调的是分析的精准、行动的果断。而跨周期调节是在第二个甚至更多个周期前采取行动，旨在避免未来周期内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因而更强调战略布局。其核心是要将顺周期与逆周期调控的工作成果，转化为指导未来工作的战略眼光，使下一周期更加平顺，从而保障经济、行业、企业的稳健运行。
葛红林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电解铝行业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以《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为标志，一系列调控政策相继出台，特别是《关于印发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5]127号）和《关于印发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违法违规项目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产业[2017]656号）两个文件的落实，使我国电解铝行业无序扩张乱象得到根本治理。电解铝4500万吨总产能“天花板”形成，新增产能只能通过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实现。也正是得益于此，我国电解铝产业在环保、“双碳”等工作要求下，走出了向清洁能源地区转移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钢铁国，钢铁产量及消耗量均占世界的一半以上。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买家，却没有掌握铁矿石的定价权。从根本上讲，这是长期以来，钢铁行业对国际铁矿石资源在战略判断上的犹豫。
当铁矿石价格低时，占上风的是开矿不如买矿的论调；当铁矿石价格高时，占上风的是开矿要亏损的论调；当企业到发达国家去投资时，占上风的是怕被对方暗算的论调；当企业去第三世界投资时，占上风的是地缘政治不可控的论调。此外，还不时地出现矿山开发周期太长，配套设施建设花费太大，整体得不偿失等声音。最终的结果是导致我国钢铁行业错失了上一轮铁矿石资源境外合作开发利用跨周期战略调节的时机。中国的钢铁界，一定要吃一堑长一智，不能再犹疑徘徊了。
目前，有色行业不仅要重视逆周期调节，更要重视跨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更多的是展现战术操作水平，而跨周期调节则是既要展现战略的高明，又要展现战术的精明。此外，上一个周期的战略失误，不仅将对现周期内产业的平稳发展造成巨大损害，还要用历史的时间去弥补。
全方位牢牢把握主动权——
做好有色金属工业资源保障
如何做好有色金属工业资源保障？葛红林认为，要加强国内资源勘探，提高现有资源集约化、经济开发利用效能，既要用好原生资源，也要用好再生资源，既要用好国内资源，也要用好境外资源。
以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强势发展下，锂电材料需求大幅增长为例，葛红林对有色金属工业资源保障做了具体深入的分析。
他认为，一要不断创新驱动，把握核心竞争力的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回顾锂产业走过的路，不论是盐湖资源的开发、锂云母的有效利用，还是锂电材料的崛起，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靠创新。我国新能源汽车走在世界前列，也离不开锂产业科技进步的支撑。未来，我国锂行业一定要把科技创新放在更突出的位置，紧密跟踪下游高比能量动力电池、固态电池的发展，着力突破、进一步改善高纯锂盐、高镍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等产品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工艺，满足中下游锂电新能源等产业发展的需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性价比，增强核心竞争力，以高品质供给，满足高端需求，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要科学掌控资源，把握供应链安全的主动权。在美国内政部发布的35种关键矿产目录、欧盟提出的30种关键原材料清单中，“锂”都赫然在列。我国锂资源总体上拥有较大的资源量，包括盐湖资源、锂辉石资源、锂云母资源等，而且经过近十多年的产业化技术攻关，国内盐湖锂资源与锂云母资源的开发利用有了显著进展，为夯实国内资源奠定了基础。但相较于我国锂盐消费占全球2/3比重的巨大需求，我国资源保障程度仍然不高，并且我国无论是在固体矿资源，还是在盐湖资源方面，其资源禀赋都不占优势。因此，从锂电行业看，资源保障问题仍是我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从产业界的具体行动上来看，都要高度重视资源保障与供应安全。
三要深化融合发展，把握产业链畅通的主动权。要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上下功夫。一方面，从产业链看，锂电行业总体上处于上中游，自身需要从绿色低碳化、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要强化与中下游的对接，既要弄清楚需求端需要什么，又要让需求端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只有融合协同，才能形成合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切合扩内需、发掘国内巨大市场潜力这个战略基点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既依赖国际锂资源，又要向国际市场供应锂电材料。我国要着力维护好两个市场，努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把产业链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要坚持底线思维，把握风险防控的主动权。当今全球治理深度演进，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体产业发展的风险挑战进一步增多。
葛红林对锂电产业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从国际上看，欧美等国强调打造新能源汽车闭环供应链，降低对亚太锂电池产能的依赖，区域产业链重构悄然兴起；美国主导的矿业联盟，将非洲资源富集的国家拉入其中，刚果（金）、印尼等资源国近来频频出现对我国资源合作开发不和谐的杂音；刚果（金）、印尼、澳大利亚、智利等资源国纷纷开始瞄准延伸钴锂镍产业链下游，聚焦全产业链发展；资源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抬头，西方国家着力打压中国崛起，大搞技术封锁。这些新变局，都会给我国锂电行业发展带来新冲击、新风险。从国内看，围绕锂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需求看好引发的上中游扩能冲动更加突出；正极材料向高镍化、富锂化、高电压转型，电池由液态、半固态向全固态演变；下游电池工艺路线、电池结构、系统集约化与集成化的变革探索，比亚迪“刀片电池”、宁德时代CTP技术的出现，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等其他新型电池的研发加速，将带来未来电池路线的更加多元化；同时，锂价短时间的快速攀升，给全产业链带来了很大波动，更需要理性对待。面对国内的新情况、新变化，也需要各方保持警醒。
因此，有色金属全行业应紧密跟踪形势变化，保持清醒头脑，坚守底线思维，始终拧紧风险防控这根弦，筑牢风险防控的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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