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笔者研究小组的一篇论文向某国际著名期刊投稿时被拒。当时给出的拒稿原因是：数据太先进，难以置信。
被审稿人质疑的，是一组关于电动车性能的预测性数据，来源于我们团队对主要国际车企的调研，是这些企业的工程师们，基于严密分析的对于未来的展望。
今年，笔者又同这些企业进行了沟通，结果发现，这些国际车企的研发进度惊人，当年被质疑的数据现在看来已不是“不可思议”，而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在进行。目前，这些车企普遍在设计基于纯电动汽车的无人驾驶汽车。
可见，电动车领域的技术进步是超过很多人预期的。可以大胆预测，到2025年，我国销售的小型汽车将全部被纯电动汽车所替代。届时，国内企业能否跟上这样的节奏?
除了电动车，我国其他能源相关企业也都面临着来自国际同行的挑战。
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今年3月21日，某杂志刊文称，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出台了更为强制性的节能、提效目标，使得中国很可能提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实际上，在2013年和2014年的能源数据被修正之后，学界普遍估计中国的碳排放峰值不会晚于2025年。笔者团队的研究则认为，这个时限很可能在2020~2022年之间。由此，我们更关注提前达峰之后，中国能源转型之路的演进。随着峰值提前到来，淘汰化石能源的时间表也会提前。如果我们仍然固守地盘而不加快转型步伐，相信七八年之后，或将有一半与能源相关的央企将面临破产风险。
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煤炭消费量在2015年降低了3.7%。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跨过了煤炭消费峰值，未来将呈下降趋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对社会造成重大冲击的前提下，逐步消减产能、转移就业，达到2050年的目标。
一般而言，火电站的寿命为35年，从今年开始计算，新上马项目的生命周期超过2050年。据了解，最近已经有很多大企业认识到继续投资火电站的风险，放弃了好不容易才拿到的“路条”。然而，一些地方政府还在不遗余力地推动、鼓励企业拿“路条”、建电站。这些项目一旦上马，虽然短期内能够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但长期下来很容易导致对纳税人的“绑架”，让老百姓为决策失误埋单。因此，政府必须退出产能过剩的领域，通过市场化清理过剩产能;同时大企业应有全球目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为产能过剩寻找更多元的途径。
除了煤炭，我国能源工业中电网、煤化工以及其他化石燃料产业也都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一旦经过几年市场化的洗刷，逐渐剥离无效投资，能源工业产能过剩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清洁技术投资一直引领全球，清洁技术也被认为全球领先，但近几年形势也有所变化。尤其是随着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和大型跨国公司对新技术投入不断走高，国内企业如果继续走“做大市场以及看重成套集成产品”的老路，必将丧失既有的优势。我国能否成为强大的清洁技术领先的国家，取决于企业对能源转型的认知。但目前央企、国企以及其他企业，很大程度上还是更多地关注国家政策，普遍缺乏全球视野和长期发展战略。很多大型能源项目的整套装备可以国产化，但关键零部件还是依靠进口，类似的发展方式必须得到改变。
2015年底，我国发生了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天气，北京形势骇人。现在看来，这倒是一件“好事”，因为2015年上半年污染形势控制得较好，很多省市提前达标，却也因此放松了警惕。频繁发生的雾霾无异于警钟长鸣。在PM2.5的问题上，学界尤其需要自我批评。对PM2.5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但科学界内部一直未形成一致意见，导致决策层也摇摆不定。直到发生了重大公众事件，被迫从学术问题上升到公众事件，才引起广泛重视，最终成为国家战略。
今天在能源转型的问题上我们应避免重蹈覆辙，能源革命到底要如何实现能源转型，专家学者还在不断争辩，因此也难以形成清晰有力的国家战略。
能源革命不是要“革谁命”的问题，而是考虑到早于2030年达到峰值和2050年能源转型的现实，必须把低碳经济作为顶层战略。如果我们不行动，别人不会等我们。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德国作出弃核决定，提出到2050年基本摆脱化石能源的转型目标，从主要利用煤炭和核能转向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这个宏伟的目标在当时颇为惊人，而如今，仅仅通过几年努力，德国就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高到30%。究其原因，主要是德国形成了上下一致、高度认同的国家策略，获得了空前的支持力度。德国能源转型对我国能源革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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