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绶琯近照。资料照片
上世纪60年代王绶琯访问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合影。资料照片
人物小传
王绶琯：1923年出生，福建福州人，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中科院院士。我国现代天体物理学、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与苏定强等共创“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方案。1999年，倡议并联合60位科学家创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被会员们称为“科学启明星”。
一位96岁的老人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眼睛、耳朵都开始罢工”，却依然有操不完的心……
病床前上门来的人络绎不绝，除了看望老先生的，还有请教当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日后发展的，以至于医生都下了“逐客令”……
这位老人便是国家天文台名誉台长王绶琯院士。今年1月，王绶琯当选为2018年十大科学传播人物，颇令人意外，毕竟，他已是望百之年。“我总是忘记自己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时间不多，要干的事却还有很多!”
“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抵御外侮”
天上有一颗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名叫“王绶琯星”，标志着他在天文领域的杰出贡献。然而，年少时的王绶琯，最初的专业却与天文相差甚远。
那是1936年，经在海军任职的叔父推荐，13岁的王绶琯考入福州马尾海军学校。初学航海，他本想做个海员，驰骋海疆，保家卫国。后因眼睛近视便改学造船。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王绶琯暗下决心：“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抵御外侮!”
时光匆匆，造船一学就是9年。22岁的王绶琯考取公费留学，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进修。机缘巧合，学院与格林尼治天文台为邻，激发了他对天文学的向往：“浓浓的兴趣之火，在心中燃烧，坐立难安……”不久后，王绶琯给时任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写了一封求职信。
信顺利到了格里高利手里，1950年，格里高利接受王绶琯进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从此，一双天文学家的“大手”和一双未经专业训练的“小手”握到了一起……
“刚接触新的学科，一切都从头做起。”当时，王绶琯主要担任晚上8点到早上4点的夜间实测。漫漫长夜，举目看着满天的繁星，王绶琯思绪万千……多年之后，他曾在《小记伦敦郊外的一个夜晚》一文中追忆往昔：“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地处伦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很宽很直……黄昏后，夜色罩下来，朦朦胧胧，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
“虽然人生总会遇到烦恼，但做起事来，就都忘掉了”
有人说，王绶琯是个“观测星星的人”。
在国际天文界，我国自主设计、多项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光学望远镜LAMOST，倍受瞩目。它便是由王绶琯和伙伴苏定强共同提出设计的。
说起回国参与天文学研究，时间还要追溯到1952年。当时，万里之遥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外学子纷纷回国效力，王绶琯在收到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邀请后，没有丝毫犹豫，决定立即回国。
回国后，王绶琯参与创建我国天体物理学科。1955年，他受命到上海承担“提高时间信号精确度”的任务。“其中之苦，甘之如饴。”王绶琯说，和同事们用一年多时间改进了测时、授时、播时的技术，经过艰苦努力，将中国的授时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自此，“北京时间”响彻祖国大地。
1958年，海南岛发生日环食，苏联天文学家带着射电望远镜来观测。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抓住机会，组织一批人学习射电天文，王绶琯便是其中一员。此后王绶琯调往新建的北京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前身)，筹建并展开射电望远镜研究。
在当代天文学进入“多波段—大样本—巨信息量”阶段后，天文光谱的实测能力成为学科发展中的关键因素。由此，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王绶琯和苏定强共同提出了“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攻关项目，力求在这一领域实现突破。
王绶琯把攻关的过程比作一场“双打”比赛：选手由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仪器专家组成，从苏定强“主动反射板”这画龙点睛的一着妙笔，到最终LAMOST方案的形成，这场别开生面、龙腾虎跃的“双打”比赛历时数年，参与者接近20人。而作为主题论证的负责人，王绶琯和他的“双打”伙伴苏定强付出了大量心血。1994年7月，当两位青年科学家褚耀泉、崔向群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报告这一方案时，会场内引起强烈反响……
“我这一生最大的满足就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做事，虽然人生总会遇到烦恼，但做起事来，就都忘掉了。”回首往事，王绶琯无限感慨。
“为保住这些‘可能的科学苗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
“浮沉科海勉相随”。也许浩瀚的星空能激发无限的遐思，王绶琯还写得一手好诗，他曾是中关村诗社的创立者并担任社长很多年。
“人一生要走很长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人拉一把。我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就走得很艰难，是遇到了几双‘大手’才有幸‘走进科学’。”回忆过往，王绶琯感慨，“如今自己成了‘大手’，也想拉起奋斗的‘小手’。”
1997年，王绶琯致信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周琳，称他在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多优秀学生，后来无声无息了。“那些当年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有多少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作为前辈的我们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处？”
于是，1999年6月12日，王绶琯倡议并联合60位著名科学家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俱乐部组织学有余力、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利用课余和假期走进科学社会，求师交友，体验处于学科前沿的团队的科研实践活动。2006年，俱乐部开始面向初中生开展“校园科普活动”。
“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可能的科学苗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有2%—3%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那么积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为保住这些‘可能的科学苗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王绶琯说。
“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敲门砖’。”从俱乐部成立时起，王绶琯就坚决反对掺杂任何应试教育、应赛教育的思想和做法。第一次活动，时任北京四中副校长的刘长铭跟学生约法三章：参加俱乐部完全自愿，如果觉得占用很多时间，对高考和升学没有帮助，现在就可以退出。
20年间，先后有700多位导师和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其中约2300人走进1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科研实践”进所活动。俱乐部早期会员洪伟哲、臧充之等已成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钱文锋、从欢等入选“青年千人计划”，在中科院开展独当一面的工作。
“科学普及了，才能让更多孩子受益”，王绶琯坦陈心迹：“我们尽力根植一片深厚的土壤，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
■记者手记
百年树人 念兹在兹
少年时学习造船，志在抵御外侮;青年时投身天文，以期科学报国;中年时攻坚克难，为了科技强国;老年时倾情校园，意在培育新人。王绶琯一辈子都在为科学理想而奔走，而这理想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更长远的意义看，王绶琯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天文学领域，还在于孜孜不倦培养后备人才，虽望百之年仍念兹在兹。
科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欲行稳致远，既需要参与者仰望星空，树立远大的理想，更需要脚踏实地，付出艰苦努力。王绶琯不仅身体力行，还把这份情怀传达给了有志科学研究的年轻人。
夜晚的天空因为无数星星的闪耀而熠熠生辉，中国的科学事业因为更多王绶琯们的努力而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自其它媒体的文章，目的在于弘扬科技创新精神，传递更多科技创新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在此我们谨向原作者和原媒体致以崇高敬意。如果您认为本站文章侵犯了您的版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