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油生产与消费的不均衡分布，自现代石油工业诞生以来，石油公司的跨国经营就成为行业惯例，IOC（国际石油公司）们在世界各地作业是与生俱来的商业行为。但随着近年来以NOC（国家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中国石油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步伐加快，常常会有人问：中国石油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呢？“走出去”能给中国石油行业带来什么？又会对世界石油行业产生哪些影响？
一、两种解读
对中国石油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解读视角。
一种视角是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解读。最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是为了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走出去”获取资源增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可见，这是一种政治经济话语，通常与能源需求上涨和“对外依存度”结合起来谈，其分析框架是地缘政治学，内在逻辑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核心假设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关注点是对抗与对峙，理论基础是以“石油峰值论”为代表的资源耗竭理论。
另一种视角是从行业规律和公司发展、股东价值角度来解读。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本质上是遵循国际石油行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内在需要，也是满足国际资本市场要求的重要途径。这显然是一种商业话语，常常与行业特点、经济全球化、公司自身发展需求以及全球油气供需平衡等联系起来谈，其内在逻辑是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正和博弈”，核心假设是IOC与NOC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注点是全球油气的供需稳定和价格安全，理论基础是全球化思潮和“地球村”理论。
追溯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历程，最早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其起源和经过，同样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由此中国石油企业迈出了海外发展的步伐，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费上升，中国石油企业进一步加大了海外并购力度。另一种说法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丹尼尔•耶金的《石油大博弈》一书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引发了决策者和行业人士对石油工业全球化的思考，中国石油工业“走出去”同时发轫，世纪之交几家公司先后上市接受了资本市场的洗礼，出于公司自身发展需要和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石油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由于全球石油行业进行资产调整和资源再配置时期，为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多机会。
这两种说法脉络都非常清晰，各成体系，于是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候会听到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解释，两种话语常常来回切换。如果对这两种说法细加分析，显然其背后的理念基础、运作机制是完全不同的。要充分理解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究竟政治色彩还是商业色彩更多一些，必须了解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决策链条。
考察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绝大多数经营行为，不难发现，这些都是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求、遵循经济运行规律、以商业价值为衡量标准而开展的，从选择目标、商务谈判、做出决策到实施并购及其并购后的整合运营，都是企业自主进行的，因此企业也必须对自己的并购决策和经营绩效负全责，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始终是自主经营的主体。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走出去”离不开国家大的战略引导，为促成并购的成功，政府可能会提供一些支持与斡旋，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国家也会给予必要的政策指导和安全保护。但这一切，不论是对比不同国家、不同行业还是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都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
二、正见与误区
从这个角度来看，再联系石油行业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要找到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动因，答案应该从以下这些方面去寻找。第一，国际石油行业规律使然。油气资源和消费市场在全球地域的分布不均衡，内在决定了国际油气行业必须打破区域市场的局限，利用市场化手段，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而跨国公司是石油行业国际化的重要载体。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石油行业的资源、市场、人才等要素都在全球配置和流动，是最能感知和体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行业之一。由于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等特点，国际石油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国际化公司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在全球市场中布局自己的产业空间，依托全球资源谋划自己的发展未来。中国石油企业作为国际竞争的后来者，必然要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紧密跟随全球化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第三，资本市场的内在要求。作为公众能源公司，中国石油企业要向公众股东负责，为股东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回报，这就要求企业通过“走出去”，加快对国际同行新理念、新技术、新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石油企业在国内与在国内的定位、功能和经营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但往往被混为一谈。石油企业在国内必须发挥好能源保障作用，这是作为国家石油公司应尽的使命，也是占用国家资源应该付出的对等责任。但是一旦走出国门，就是完全的商业行为，遵循的是“在商言商”的商业标尺。但与别的行业如计算机、互联网等“走出去”不同的是，石油是一种强需求的、具有政治/金融/物理三重属性的特殊商品，很容易与地缘政治甚至资源战争这样的惊悚命题联系起来看待，尤其是经历了上世纪两次石油危机和“海湾战争”等事件之后，加上各种带有阴谋论调的畅销读物的蛊惑，人们对此的联想总是格外丰富。
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不断增长的事实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外媒体往往加以渲染，甚至所谓“中国威胁论”之类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国内的媒体和公众也喜欢带着骄傲的口吻，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来谈论中国石油企业的“走出去”，并没有看到这是中国公司实力增长和石油工业日益成熟的外溢效应，没有看到“走出去”背后的规律和机理，一味强调国家的力量，殊不知这恰恰落入了西方构造的“中国威胁论”的口实。石油企业或许是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使然，又或许是因此多了一道“护身符”，对此并不愿辩解，或不便辩解。
两种理念的直接遭遇集中体现在重大海外并购时，一些本来正常的商业行为，有时被中国石油企业的竞争对手和别有用心的外国政客借题发挥，涂抹上浓重的政治色彩。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对美国优尼科公司发起的收购，由于竞争对手利用政治手段加以干扰，导致收购行为功败垂成。在那之后，美国能源界的很多人士对此都进行了反思，认为那种采用不恰当的政治手法干预正常商业行为的做法应该引起警惕，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行业人士和企业家们，也对把握商业话语与政治话语的边界有了更理性的思考与更清醒的认识。
三、公平的悖论
很多人随着而来的问题是：国有石油公司“走出去”并不完全是为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却得到了政府的各种优惠和支持，这到底公不公平？这显然又是一个伪命题。
首先，这一事实是否成立？从上世纪90年代国家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以来，在大政方针上，政府对企业“走出去”无疑是支持的，在各种文件中也多见要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表述，但具体分析起来，石油企业在“走出去”时得到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融资额度和略低的融资成本方面。但这种优惠是银行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而不是政府的行政指令，也并不会因为“走出去”而增加额外的优惠条件。
其次，谈论是否公平需要参照和对比。从国内来说，石油企业并没有比其他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走出去”享受更多的优惠，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在处理“反倾销”上花费的精力远远要大于石油事务。从国际比较来说，中国石油企业作为消费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不仅不具备生产国国家石油公司的资源优势，也不曾享受到IOC们曾经得到过的国家优惠条件。比如1948年美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美国国内曾引起普遍担心，美国政府制定了“两个半球石油自给”的全球石油政策，将中东作为发展战略重点，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大企业在沙特等国广泛参股。为鼓励石油企业向外发展，美国国会甚至通过一项财政抵扣政策，即石油公司向东道国缴纳的特许开采税金可用来抵扣应向政府缴纳的税收。近年来美国等国家对其重要石油公司的重大事务加以援手的情况也不鲜见。世界各大石油公司在全球平台竞争，如果孤立地、从单一视角来观察中国石油企业得到了多大的政府支持，必然容易陷入偏颇。
从另一个消极角度来说，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由于被赋予了较多的政治色彩，往往成为“中国威胁论”的直接借口，事实上给中国石油企业的正常商业行为带来很多掣肘。
还有一种说法是，只要油气的进口权完全放开，就不需要国家石油公司出去找资源了。且不说石油公司发展海外业务并不与拿回油气完全划等号，也不说中国企业一窝蜂出去可能导致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情形出现，只说政策本身，政府在政策设计时显然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资质管理上需要避免放开权限导致的无序竞争、各种投机套利行为以及刺激过剩产能增长，一定的准入门槛和监管是必要的，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逐步放开各种资质准入也是一个必然的方向。
免责声明：本网转载自其它媒体的文章，目的在于弘扬科技创新精神，传递更多科技创新信息，宣传国家科技政策，展示国家科技形象，参与国际科技舆论竞争，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在此我们谨向原作者和原媒体致以崇高敬意。如果您认为本网文章及图片侵犯了您的版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