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的溢出效应，将是中国未来十年可加以利用的巨大机会
十八大提出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在冷静观察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未来的战略机遇期将伴随着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必须深刻认识全球经济格局以及国际经济关系中一些重大变化，以新的判断、新的思路应对不一样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资源能源增长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能源格局将出现三大新趋势：需求增长的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这些变化将使得未来十年成为中国实施全球资源能源战略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再工业化”周期带来机遇。全球经济增长和结构因素将持续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消费萎缩、人口老龄化以及总体增长低迷的趋势不会改变，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也将趋势性下降；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再工业化”的本质是产业升级和“归核化”（即向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抬升），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这使得初级矿产资源以及基础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趋于减少。
以美国“能源独立”为代表的新供给冲击带来机遇。能源效率的提高、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环境标准的提升，也大大改变了全球资源能源的供给结构。以能源为例，近些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 “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重大影响，美国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美国石油需求从升转降，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目前，除美国页岩气产量飙升外，加拿大油砂矿、墨西哥湾和巴西深海的油气资源潜力巨大，但大多数非常规油气资源因技术和经济原因尚未进行商业开发，这是未来十年可加以利用的巨大机会。
资源能源消费重心转移为重构全球经贸秩序带来机遇。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根据英国BP公司2012年12月发布的《EnergyOutlook2030》预测，未来二十年发展中国家将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加速发展，203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GDP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将分别达到87%、60%和70%，届时全球人口增长总量的95%、GDP增量的70%、能源消费总量的93%将来自于发展国家，特别是以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大国，对全球经济和能源消费增长将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新兴大国需求的增长将带来可观的贸易规模，这会大大提高新兴大国的能源议价能力，也会成为其重构全球能源与贸易秩序的重要因素和“筹码”。
全球资源竞争的风险：中印新兴发展大国之争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争夺将可能演变为常态化趋势。尽管与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爆发式增长相比，总体需求有所放缓，但对一些战略资源的刚性需求还将持续增长，特别是各国对资源能源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升，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大。同时，消费趋同正改变着全球资源的供求平衡，国家间的竞争将演变为资源特别是能源竞争。考虑到未来全球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发达经济体的总人口是10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人口近50亿，全球经济增长的人口基数变化和新兴经济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将推动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和能源需求的上升。因此未来十年全球资源争夺将可能演变为常态化趋势。
资源能源价格波动及长期上涨趋势难以改变。由于发达国家深陷债务泥潭都倾向于通过量化宽松等方式来维持债务循环，长期低利率和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可能成为价格上涨的推手，尽管短期内全球价格上涨并不大，但全球产出缺口正在减小，劳动力成本以及生产成本进入上升周期，特别是金融资本和投机资本导致能源资源金融化属性进一步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原有资源能源供需关系以及价格走势，未来全球资源能源价格长期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
中印新兴大国资源能源需求预测与风险评估。中印两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两国的经济增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5.5%增长至2010年的11.5%，未来十年中印两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全球的四分之一以上，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规模。但未来中印两国资源能源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风险不可小觑。特别是印度已经明确要积极推动制造业发展，预计印度将在10年之后进入资源消耗增长强度的高峰，中印两国必然会形成激烈的竞争，这会给中国资源战略的实施带来非常大的阻力。
首先,两国都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都属于新兴发展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水平接近,面临经济改革的任务基本相同,资源消耗高峰期相近。
其次,尽管印度本土矿产资源品种比较齐全,但人均矿产资源量不高,部分重要品种严重短缺。其中，石油、磷、硫、钾及部分有色金属等是短缺矿种。
第三,两国资源能源进口依赖性都较强,且国外资源来源渠道相近。中国与印度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大和第六大能源消费国。印度与中国一样短缺矿种供需矛盾突出,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加大,主要矿产品,如石油、铜、铅、锌、锡、磷、硫、钾、硼、萤石、石棉等不同程度依赖进口,其中硫和钾矿完全依赖进口。目前，印度70%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
最后，由于人口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导致印度对资源能源需求更大。中国在过去10年中人口增长5.8%，年均增长率仅为1.07%。而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有所回落，不过在过去10年仍实现了17.6%的增长，年均增幅也有1.64%。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因素导致印度需要消耗的资源能源压力更大，资源能源生产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
另外，从两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看，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而印度目前只有36%，且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配套体系严重不足，中国城镇化水平至少比印度快10年。从以上这些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相比印度仍具有增长势头上的优势，资源能源压力也相对小一些。
如何延长资源能源战略机遇期
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竞争性风险，抓住机遇并延长战略机遇期，中国必须未雨绸缪，系统应对，做好中长期战略规划。
当务之急是建立中国战略资源能源储备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把稀缺资源纳入国家战略，特别是上世纪发生的三次石油危机有利地推动了各国竞相建立战略资源储备制度。目前，美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已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矿产战略储备制度。
中国战略资源储备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制定了石油储备计划，但其他重要资源储备尚未引起重视，形势十分紧迫。建议从经济承受能力考虑，首先应做好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内紧缺矿产的储备，如石油、铜、铁、铝、钾盐等，储备形式采取矿产品储备和资源储备相结合；同时加强优势矿产的资源储备，如煤、钨、锡、稀土等矿产，防止因竞相出口导致国际市场供过于求、优势价格下跌的局面。
中国的全球资源能源战略 “走出去”，还要“拿回来”。未来中国必须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能源发展大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按照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这是中国能源安全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不但要“走出去”，也要“拿回来”，也就是要通过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以及运输管道建设、能力建设，建设完善的资源能源贸易基础设施，真正把资源“拿回来”，增强对国际大宗资源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权。
有限度、有选择地开放本土（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勘探。美国“能源独立”的经验表明，国内能源开发是保持能源安全相对独立的重要基础。中国东部石油仍有增长空间，估计待发现资源量为180亿吨，待探明石油资源潜力为68亿吨左右；西部地区处于勘探中早期，待发现石油资源量超过114亿吨；中国近海待探明石油资源量为86.31亿吨，石油探明程度仅29%，尚处在储量发现的高峰期。加快海上和西部石油勘探开发将是中国石油产量增长的主战场。
此外，应该确立海洋资源开发战略。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大陆海岸线达18000公里，面积较大的海岛有7000多个，海洋资源极为丰富，2005年第三次石油资源评价初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石油资源量为1070多亿吨，其中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吨，占总量的22.9%；天然气资源量为54.54万亿立方米，其中海洋为15.79万亿立方米，占29.0%。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08年中国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的126倍和184倍。可见随着海上油气勘探的推进，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陆上成熟油田产量递减的影响。因此，未来可以考虑以“海陆立国，开海固权，营疆造域，择优出击”作为新的海洋开发原则，全方位推进海洋资源的开发。
把加强和深化资源能源外交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国应该深化和加速资源外交，使资源外交成为国家实现全球资源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国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等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突破能源资源瓶颈，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短缺资源。中国如何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建立一种资源体制，以便在全球能源资源的供求关系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优先确保中国能源需求尤为迫切。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源外交战略比较成熟，通过资源外交一方面确保了国家获得持续、稳定、价格合理的资源供应，密切与资源输出国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海外资源的合作开发，实现资源来源多样化。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瘠的国家，积极拓展资源外交已经成为日本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11月，日本就对拥有丰富的稀土、石油及铀等天然资源的中亚五国投资总额达7亿美元规模的项目，以此来促进资源外交，保障国内资源安全。
因此，中国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中加强和深化资源能源外交以减少对抗和摩擦。比如，中国在向西开放的战略中，应该加强与上合组织、西亚、中东以及阿拉伯国家的资源能源外交，建立国际型、开放型的资源能源经济走廊。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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