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政策，就是用可承受价格去获得充分的能源供应。这本身不仅是技术问题、能源问题，而且是国际关系问题。所以，著名能源学者丹尼尔·耶金说过，石油与地缘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原材料都无法企及的。探讨中美能源合作，就必须在这样一个全球战略眼光下进行。
中美在能源方面合作由来已久，两国建交之后一直有深入合作。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开展战略经济对话以来，中美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最多的就是能源协议，能源已经成为中美发展最快的一个合作领域。奥巴马在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后也明确指出，中美可以在很多领域广泛合作，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方面要共同应对当前挑战。
可以说，中美能源合作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就是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都面对一些共同问题。从需求上看，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石油市场，也是两个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需求增长占到世界每年石油增长的60%；两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汽车市场，占据全球汽车消费的40%；两国还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石油投资国、最大的煤炭消费国、最大的电力消费国、碳排放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创新国。2012年，中国对清洁能源投资大约占到世界总投资的一半。在这些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两个大国如此接近，这就是合作的基础。
从战略上看，美国是战略上的超级大国，对许多国家来说也是安全提供国。在某些关键的石油生产地区，尤其是波斯湾地区，美国也是平衡力量。中国则被认为是最终可能成为这些地区的重要影响因素。中美在获得更稳定的、价格更可承受的、更可靠的、更清洁的能源方面存在共同利益。无论供应地区来自哪里，石油中断或者价格波动都会影响所有经济体，尤其是中美两国。所以，假如中美两国要应对全球能源安全的共同挑战，就要建立良好的能源合作关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尽管中美能源合作有着很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现实中，许多负面因素仍不时影响着中美能源关系。
最直接的负面因素是，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兴起被很多人解读为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美国一直是世界石油市场的主要推动力、能源规则的制定者、能源体制的建立者及能源技术的引领者。当中国在能源事务中，尤其是在石油市场和石油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时，就意味着美国将不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2011年，希拉里·克林顿在国会作证时就说：“我们正在同中国竞争，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在（能源领域）这些问题上的退让与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无关，就大错特错。”也就是说，她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能源领域里的竞争关系影响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当然，影响中美能源合作的负面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美国指责中国通过双边国有公司控制石油产地从而获得资源，而不是注重从统一的一个市场上获得能源；美国认为中国不公平地对清洁能源的设备生产提供了补贴，使得这些企业在国际上有了更大的竞争能力，并通过这些技术获得贸易优势和制造业的优势；美国担心中国在苏丹、伊朗所从事的石油投资、开采或购买等行为破坏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政策的效力；美国不接受《京都议定书》当中“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这也是中国所赞同的原则），而且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一起，想要寻求制定一个新的国际条约，来使发展中国家同样受到国际责任的约束；美国担心随着中国对能源和资源投资增加，中国在一些地区的影响力会逐渐扩大，影响到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以上的诸多问题和分歧主要还是来自美国民间，而美国国家能源局、国务院等官方机构仍然表示出诚意，要推动中美在能源方面的合作。
中国在寻求与美国能源合作过程中，需要注意到两个动态。一是中美在能源领域里存在的相互不信任，反映了这些年中美战略猜疑的增长，尤其是在美国做出战略“再平衡”，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之后，美国对中国南海岛屿和钓鱼岛主权问题等表示出特别的关注，这是大的环境。二是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的政策上，美国国内还没有达成共识，这束缚住了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上同中国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作为。在这些不确定因素下，我们还需要关注奥巴马在第二任期的一些具体能源政策：是否完全取消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部门的补贴，是否说服国会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技术补贴，是否执行在页岩气开发的规章，是否征收碳排放税。这些都会对美国能源发展带来影响，也将影响中国与美国的能源合作关系。当然，同样也关系到中国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更多商机。
（作者周琪，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政治室主任，记者薛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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