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又一次出现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大气环境污染治理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在2月25日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和盾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国栋进行了专访。以下为专访内容。
戴彦德: 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能源消费的增长可以说是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料。原来我们想在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如果我们各方面节能工作做得好的话，那个时候我们能源的需求也可能是32亿吨标准煤，27亿吨或者是24亿吨标准煤，这是三个情景。大家看我们的现实，2010年我们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32.5亿吨标准煤，比十六大预测的结果提前到来了十年，还是预测情景的上限。
去年一年美国次贷危机还有欧洲政府债务危机的影响，我们的经济进入了下滑期，近两年经济是最近这些年增长幅度最低的年份，但去年和前年我们的能源消费依然增长了4%，每年增长接近约2亿吨标准煤，去年已经达到了37.6亿吨标准煤，直接往40亿跑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能源消费现状是世界第一大国。
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能源和环境问题，还不是说现在这个量达到了高峰了，以后就可以降了，对于我们13.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能源消费水平还非常低。比如我们现在OECD（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这些国家，也就是说欧洲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均能耗现在是我们的2倍还多。
大家都知道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出了我们的“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包含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一个是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二是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要使我们的社会发展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发展要达到现在欧洲的碧水蓝天，生活舒适，交通便利，社会和谐的这种社会景象，但这种社会景象是需要能源来支撑的，所以它的平均能耗都在4吨标准煤以上，而美国比较特殊，它在人均7吨标准煤以上，因为它是世界警察，一个大国，军事上也要大量的消耗能源。而中国泱泱大国，特别是过去十年经济快速增长，能源也上去了，但能源消耗水平很低。
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个问题，今天已经难以承受，但要实现这两个目标，能源需求还要大幅度增加，这是一个大问题。这需要我们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要下决心，就像温总理提的“要发扬壮士断臂的精神”来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
彭国栋: 去年有一本书比较热，叫做《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来反观一下我们的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发生了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我们发明了蒸汽机，发明了有线电话，蒸汽机就是我们现在最基础的煤炭的消耗。到第二次欧洲工业革命的时候发明了内燃机，后来我们的通讯技术，到现在我们出现了互联网通信技术，每一次工业革命实际上伴随能源，所以实际上是能源和通信的革命。
每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也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一个标志，但是像欧洲这么多年走下来，欧洲的环境也是经历中国现在的这种高污染、高耗能，甚至到雾霾，原来伦敦就被叫做雾都，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到欧洲去看它的碧水蓝天，它也是经历过我们这个过程的，因为经济发展是绕不过这种能源消耗的，能源消耗要造成的就是有一个环境的污染。我们怎样在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和对环境污染的三者之间做到最优、最佳的平衡，这是未来的一个课题。
戴彦德: 所以，环境污染到今天的雾霾既有客观性，当然它不一定有必然性，如果解决得好也许就没有了。我们人均能源消费还这么低的情况下，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当然和我们的资源禀赋也有关系，比如我们消耗这么多能源中65%以上的是煤炭，常规化石能源中煤炭、石油、天然气，过去我们说煤炭是黑色的金子，实际上煤炭在金子能源中是属于最脏的能源，除了它能提供能量之外，它还有硫、氮等其他的一些东西，燃烧效率低，所以和我们的资源禀赋条件也有关系。
如果我们消费这么多能源，如果我们和欧洲的能源结构是一样的，70%是石油和天然气，是清洁能源的话，这个情况也不会有了。所以，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发展消费能源产生环境污染，在世界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通行的路子，虽然我们嘴上说不要先污染后治理，但每个国家都在走这条路。所以，只有我们分析好了这些问题，一次到位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既有好像从全球来看的客观性，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这种资源禀赋条件，还有我们快速增长享受了所谓的工业文明，但要付出这种环境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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