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与国有资本在试图破解我国石油能源对外依赖困局的同时，也在重构“煤化”代替“石化”的能源化工产业新格局
陕北神府煤田大开发伊始，就确定了资源开发国家的“顶层设计”，要让“看不见的手”自由支配“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同时，也让“看得见的手”引导资本对资源进行“深转化”。这掀开了能源经济的新样本
“榆林不存在发展失速问题，少数人只看到挖煤卖煤不行了，却没看到一大批煤的深转化项目已经逐步发挥效益。榆林仍是陕西乃至西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即使是处于增长动力切换的今年，GDP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也预计在11%以上。”面对“资源型区域经济”难以摆脱“资源诅咒”困局的质疑，长期致力于陕北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的榆林市发改委官员马富全语气坚决地说。
多名受访的权威人士提供的数据显示：第一次国内煤炭市场疲软的态势下，由民营企业主导的煤炭资源初级转化的实体产业，带动榆林能源经济走出低谷，创出陕西新的增长一极神话；而在国内煤价再次理性回归，市场的倒逼中，民营经济与国有能源巨头共同推动的“煤化”产业的升级、转型，也将推动陕西能源经济实现华丽转身。
走资源可持续发展道路
“媒体理解的失速，其实是榆林快速发展中动力切换的一个插曲。”同样致力于陕北榆林能源化工产业发展规划的榆林市发改委资深调研员杨扬说。
杨扬所讲的“动力切换”，是指陕西榆林在煤炭市场如火如荼时，实现了能源资源初级转化，已经完成了能源化工产业“二次升级”的产业布局。在市场主导的挖煤卖煤即将淡出、新的煤化工产业产能逐步释放之时，GDP增速的暂时调整，正是被不知详情的人误读为“失速”的主因。
相关资料显示，榆林每平方米的地下富含6吨储煤、115公斤石油、140立方米天然气、140吨的岩盐。按目前市值计算，榆林每平方公里地下拥有10亿元人民币财富。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神府特大煤田发现。开发之初，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依照市场化法则，准许“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开创了陕北能源经济发展新方式。
“但陕西的能源资源开发，走了一条与国内外能源经济发展不同的道路，力求突破资源诅咒困局。”杨扬分析，资源诅咒，就是有关资源型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引发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荷兰病”。按照专家们的研究，能源资源的相对充裕容易使区域经济走上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能源经济道路。而资源行业的相对扩张，必然会降低各种生产要素对其他行业的配置，产业结构容易出现“跛脚”现象。
1982年，在市场化的理念下，出现了“国家修路、群众办矿、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煤炭开发态势。
1989年，《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规划》的出笼，标志着“顶层设计”开始注重资源的深转化。
“能源化工基地建设之初，仅仅是挖煤、采油、输气，只有‘能源’没有‘化工’。”榆林市一名原任领导回忆说。
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02年，榆林修编《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规划》，首次提出“高起点，大规模，新机制，抓转化”。
当年的10月，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向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三个转化”的理念，即煤向电力转化、煤电向载能工业品转化、煤气油盐向化工产品转化。
2003年年初，陕西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三个转化”视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正式提出。
2007年4月，陕西省政府第五次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座谈会议纪要中，又提出产业发展的“三个延伸”，即向配套装备制造业、能源化工下游增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延伸。
“三个转化”的“顶层设计”提高了资源利用水平和效率，榆林全市1997年形成的854个煤矿，经过整合到2008年减少了526个小煤矿，煤炭回采由2002年的30%，提高到2008年的60%。
陕西的“深转化”，也引来了国家层面领导的高度关注，原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榆林时，要求“榆林要珍惜资源，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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