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对能源的需求持久而量巨。化石能源的有限性和污染迫使我们考虑加速能源战略转型；核能的潜在威胁使人们欲进还退，望而却步；可再生能源的低热值、间歇性和高成本，又使我们疑虑丛生，信心不振。节能是有效的，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增长中的经济体，能源效率改进速率不可能超过能源需求的规模扩张之增加变率。从原则上讲，能源需求增长一直要持续到经济发达之际和人口峰值之后。也就是说，中国能源消费绝对量的增长，至少要持续到2030年之后。突破中国的能源发展瓶颈，必须要突破传统的狭义的能源战略思维，拓展新思维大战略。
首先，能源结构要鼓励多元化。我国能源战略的重点和中心，均在商品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战略层面讨论的能源安全，多集中在石油安全。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背景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需要，这一传统的战略思维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能源发展的实际需要。国际约束、国内经济转型需要和人们提升生活品质的迫切需求，都要求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商品能源与非商品能源并重，可再生能源品种和数量全面提升。
作为一个经济部门，能源行业不仅提供产品和服务，还提供就业和生态服务。化石能源生产技术和资金密集度高，但劳动力需求少。与之相比，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生产、安装、维护，则具有大量的劳动力需求。考虑可再生能源利用对自然生态系统影响小，且兼具生态服务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需要的是能源服务，不论是商品供给，还是自然获取，所以，从能源经济社会化的角度，要进一步增大可再生资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为此，要转变现有能源技术发展思路。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技术发展失之偏颇，化石能源和核能、水能都有相应的研究院所，而其他非化石能源技术研发，长期以来投入少、力量弱。这一现状亟须改变，我国需实施既包括商品能源、化石能源、能源装备技术，又包括非商品能源、可再生能源、能效技术的全方位、多极化能源技术发展策略。
当然，这一切都需以能源管理的一体化作为前提。作为一项宏观经济内容，能源管理必须要有通盘治理的思路和制度配套。不过，我国的能源管理归口发改委系统和能源部门，具体实施和管理却又分散在不同部委与一些大型国企。仅以风电为例，因涉及设备生产、场地建设和电网接入，便需多部门介入。这极不利于能源发展战略的改变。
此外，同时要看到，能源发展的新思维大战略，还要求务实理解能源市场国际化。能源技术、产品和服务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由于进口钢铁、电解铝等高载能产品，等同于减少了国内能源需求和污染物排放。因此，当我们再谈及对国外资源、市场的利用，除了资源、技术、市场领域的合作，加大高载能产品的引入，也要被置于同样的高度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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