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企业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整合各类资源，寻求技术、品牌、市场、资源并提升效率，这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然而伴随着一路高歌的中国对外投资，是海外持续的质疑、非议、限制甚至反对。中国经济飞速崛起时国际舆论充斥着“中国威胁论”一样，海外监管机构和社会舆论对中国海外投资有很多质疑和非难。一些主要东道国对中国投资的审批要求在趋紧，一些正在制定中的、新的区域性投资规则也将使中国投资遭遇更大挑战。除了公开被拒的投资外，还有很多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在与国外监管机构作非正式沟通时，就由于对方对中国投资的疑虑和戒心而受阻，默默地撤回。
10月27日，国民经济研究所、《经济导刊》杂志社和中信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投资海外：质疑、事实和分析》新书发布会。该书由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梅博士执笔著述，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和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极井担任顾问，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专注于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回答在海外所受到的质疑和非议的专著。
前商务部长陈德铭曾提到，中国想到美国投资的每3块钱，只有1块钱被批准。这些超过66%的失败投资案例，是不为人注意的、默默无声的大多数。这些案例极少进入媒体的视野，因而不为人所知。但是如此高的被拒率关系到每个前往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命运，也应引起政府、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海外监管框架对大陆企业日趋渐紧的背景下。
曾在世界银行和高盛工作多年的王梅，将海外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质疑和非议归纳为三类：首先是对动机的质疑，很多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媒体、学者担心中国投资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是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其次是对投资方式的质疑，美国政府部分官员认为中国大陆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在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下，具备了美国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从而扩大了市场份额、扰乱了公平竞争。最后是对投资实践的质疑，部分海外媒体和公众经常指责中国大陆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破坏环境、缺乏社区精神等等。
中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让某些人产生疑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是一个新事物。传统的观点认为对外投资是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中国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具有不同的国家制度和转型经济的各种特征。这些不同的特征使世界在了解中国投资时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但是有些质疑也是竞争对手为达到投资保护的目的而刻意制造的，是故意的事实忽略(willfulignorance)。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些质疑都常常在监管层对中国投资的负面决定中体现出来。因此，系统的，基于事实的，针对海外质疑的思辨和分析，对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樊纲指出，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储蓄率特别高，这使得中国在人均GDP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十分之一左右时，就成为一个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50%的高储蓄率，全部变成国内投资，不可避免会发生产能过剩问题，或因基础设施投资太多而引起经济过热，所以要支海外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这就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资本舒服一个更大的数量（不一定是更大的比例）投向海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于知识准备不足，人才储备不足，在短时期内一定会付出更大的信息成本，这会体现在大量投资低效甚至失败，面临更大的风险。由于中国有30年计划经济历史，决定了中国较大规模国有经济部门，私人企业喝彩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资活动，不大为人所知，给世界上许多人一个主观印象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连华为、中兴这样典型的私人企业国主规模较大也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国有企业，这需要中国企业和学者进行理论、实证、政策研究，揭示真理、纠正谬误。
王梅在书中着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方式和实践，依据理论、数据和案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并得出如下结论：
投资动机：中国对外投资的动机和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完全相符。全球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对外投资的根本驱动力。在一系列宏观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企业和其他新兴国家的企业一样，力图通过在海外投资并购寻求资源、市场、技术、品牌和效率。中国对海外资源的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全球的资源供给，反而促进了全球资源供给的多样化。中国对外投资从根本上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是简单明了的商业行为。
投资方式：新兴国家给予其企业的政策支持不是新的现象。所有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工业化过程中为了与比自己更先进的国家竞争，都曾利用过保护和补助的手段；新兴市场企业所进入的国际竞争的竞技场早已不是公平的竞争市场——它严重倾向发达国家的寡头垄断企业；即使在当今，已经发达的国家依然在运用各种明显或者不明显的产业政策手段来支持和帮助自己的企业。事实上，强大成熟的西方企业更具备融资方面的优势，融资成本比大陆国有企业更低。西方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让中国龙头企业的融资成本已处于劣势。
投资实践：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本身依然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一方面西方跨国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从90年代开始重视，另一方面它们的努力和实践被很多人批评只是做秀。中国企业和其它新兴市场企业一样在海外投资的历史相对较短，并且面临资金实力的限制；中国海外投资很多在采掘和基础设施行业，这些行业的特性也使得中国跨国公司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批先进的中国大陆企业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作为国际市场上的“新手”，部分企业受国内经验局限往往中注重与东道国政府打交道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与社区、社团和工会沟通与合作。中国企业整体上还要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继续进步和完善自己。
伴随中国海外投资，美国部分媒体质疑“中国在买下全世界”。欧洲媒体“中国在欧洲的盛宴”、“来自远东的进攻”等等。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公司，73%的美国民众不乐见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美国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加大了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审批时间，部分国家也跟进限制中国企业投资，欧盟2011年视中国央企为一至行动人。2012年中国大陆对美投资总额仅为全球对美投资总额的2.5%，但中国投资受审项目是全部受审项目的20%。2012年7月，中信证券收购里昂证券，但在随后收购里昂证券在美国子公司时受到美国政府阻扰，理由是中信证券大股东是中信集团，而中信集团股东是财政部，实质是中信集团只控股中信证券20%，直至013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经中国汪洋副总理过问后才得以获批。负面后果是2014年中国美国掆，国有投资几乎没有了。中国央企并不是一致行动人，竞投标阿根廷城轨车辆，中国北车、阿尔斯通等等报价在200万美元以上，而中国南车以超低价127万美元赢利合同证明了这一点。作者王梅曾受邀到挪威和澳大利亚与当地政界，学界和商界交流，提出上述案例后反馈非常正面。听众反映是他们需要听到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人把中国海外投资的案例、逻辑和道理。因为西方媒体的观点太一边倒了。一个美国智库的报告也强调，“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师必须加倍努力以使美国的领导人和公众更了解中国。”王梅强调，中国资本出海，思想要随行。中国大陆企业投资动机、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都应当被主动地、系统地传达给投资东道国。即使不会马上被全部理解和接受，但是沟通努力本身就会起到正面的作用毕竟中国投资为当地创造了发展机遇、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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