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美两国签署了旨在延缓全球变暖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的达成，将改变“自上而下”的气候治理模式，过渡到“自下而上”的新竞争模式，开启了新一轮零排放时代的大国博弈。
而在欧洲，自欧盟委员会2015年2月通过“一个有远见的气候变化政策弹性能源联盟框架策略”后，过渡到一个低碳、安全和有竞争力的经济成为优先事项之一。但受到欧洲整体经济的影响，以德法两个中坚力量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其能源转型之路一波三折、前途未卜。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能效、建筑、交通领域，德法两国目标一致，政策工具类似。从两国政策实践看，低碳化竞争的核心领域在于，可再生能源及气候友好型技术的推广、使用。作为工业强国的德国，于2004年、2009年和2014年分别三次修订《可再生能源法》，逐步降低补贴，减少支持政策，并试图引进竞标等市场竞争机制。德国可再生能源中，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位于前三。然而，资源来源的不稳定性、储能技术难题、可能的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问题，给未来前景提出了诸多争议。在核能方面，德国2022年核能退出的替代方案仍悬而未决，18%的电煤使用何去何从，都制约了能源转型目标的实现。
作为欧洲农业大国的法国，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对于可再生能源是否拖累国家经济，也颇具争议。由于总体预算紧张，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亦在减少。可见，由于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过度高昂，德法两国迄今均未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长期经济支持政策难以为继。
绿色能源转型，成本高昂、目标远大、现实艰难。汲取德法两国的前车之鉴，我国有必要建立绿色能源转型的法律框架。这是一个系统化工程，涉及领域广泛，需整合不同政策法律资源，建立一套复杂的、可调节的支持体系。同时，整合就业成本、环境成本于化石能源成本中，改变补贴路径，以电力制度、电价制度改革为核心，寻求社会共识，最小化损害企业竞争力，并重新核算社会成本，最大化引入全球竞争。
在国际层面，可以倡议推动建立一个全球清洁能源法律公约框架，以便促进可再生能源国际法律框架的形成，并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国际法律相链接，以灵活工具应对未来全球能源安全挑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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