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夏天，全国人民都在报怨一件事：拉闸限电，特别是沿海地区、华东地区，连五星级宾馆都需要限电，甚至连生产发电设备的企业也被列入了限电生产的名单，可见当时人们对电的渴望。
“十年后的今天，这页历史永远翻过去了，但还没等我们从这种成就感中清醒过来，国民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的渴望和期盼又成了新时代的责任和使命。”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上，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计表示，“如果说上一个十年是机遇大于挑战，在下一轮国际竞争中，中国将是挑战大于机遇。”
目前，雾霾正在逐渐成为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甚至东北老工业基地哈尔滨、吉林等地的常态天气。
雾霾下的中国该何去何从？
雾霾倒逼城市规划改革
在对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中，对北京市的研究比较深入，也形成了较有共识的观点——北京市的雾霾是内源和外源的交互作用，其中，内源约占2/3，外源约占1/3。
由于车速较低，汽油不完全燃烧产生的污染物相当严重，在北京市雾霾形成的内源中，除了冬季的生活供暖等，机动车尾气排放这样的低空源占了大头。而在外源圈，则主要是工业生产和火电、石化产业等，无论是电厂、钢厂、建材厂，基本都是高烟囱排放的高架源。
“周边高架源往里灌，城里低空源散不出去，这是北京形成雾霾的重要原因。”环境保护部环评司原副司长牟广丰告诉记者，北京是全世界高楼大厦最多的首都，这种城市规划、结构上的缺陷直接导致了雾霾的形成。
最令牟广丰担心的是，不仅北京，全国的城市规划路径都是民居的高层化。数据显示，中国电梯市场占全世界市场份额接近70%。
电梯、多次加压泵水、冷暖空调通风系统、室内照明被称为城市中的四大“电老虎”。目前，我国城市生活用电以每年8%的速度在递增，有些工业节能减排腾下的容量和空间迅速被生活耗能填补。“城市的高层化将是未来城市能源负担的重要来源。”牟广丰提醒道。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人口稠密的日本东京、大阪和韩国首尔，民用住宅却以非高层化为主，城市运营成本远远低于北京。
“里面有很多体制性问题，比如大阪环保局的局长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办公条件，而且他们非民生建筑比我们少得多。”牟广丰指出，我国非民生用地占地太多，宽马路、大广场等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其他国家鲜有出现。
“雾霾正在倒逼我们改变城市的能源结构，也在倒逼我们改变城市化路径，高楼大厦并不代表城市化。”牟广丰强调。
雾霾倒逼能源革命
在雾霾形成的各种来源中，能源利用不合理是一大原因。国务院参事徐锭明直言：没有能源革命，解决不了雾霾问题。
为了治理雾霾，我国对能源使用采取了很多限制措施：限煤、限电、机动车限行等等。
对此，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能源的使用是支撑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能源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供给，并且是充足、安全、清洁、高效、经济的能源，而不是抑制能源。
因此，他建议采取更科学合理的手段。例如，从生产链来看，煤炭在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较严重，解决开采环节中的环境破坏对结构调整更有效，而不宜笼统地限制能源使用。
此外，页岩气革命以后，全球化石能源储量的增加，使得中国减少煤炭使用、增加优质能源的使用变为可能，从煤气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本身也是一种减排。
不过，能源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煤炭的清洁利用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我们的火电厂大部分都可以转型。”范必说。
中国矿业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立杰也表示，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将近70%的占比肯定要下降，但如果一治理雾霾，就要能源去煤炭化，在当前中国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性地看，至少20年内，煤炭在中国还是主要能源，下一步的重点应是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
据悉，国家能源委员会在今年4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新上一批高效、清洁的燃煤火电机组，肯定了火电的正面意义。
据王立杰介绍，从防止雾霾角度来讲，这批燃煤机组的效果甚至可以做到比天然气发电机组还好。
“现在紧紧抓住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这是一个现实。一个是煤炭的高效清洁发电，一个是煤化工，这两方面大有文章可做。”王立杰说。
他同时提醒道，在雾霾形成作用方面，机动车尾气更胜于燃煤排放，应尽快提高全国油品排放标准。
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陆燕荪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雾霾的形成并不都是燃煤造成，治理雾霾应充分研究其形成机理，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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