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要的能源新闻是城镇化进程中的能源与安全问题。
人民日报9月2日全文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并发表《严防企业汾尘爆炸五条规定》，并列举了国内外多次粉尘爆炸的惨痛事例与沉重教训。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举办了“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大会暨“人的城镇化”研讨会，与会专家研究讨论了新型城镇化问题，其中人的城镇化、低碳城镇化与生态文明成为讨论热点。
据专家介绍，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草案强化了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突出了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明确了企业和政府两个主体的责任，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这是中国近年来安全事故多发和应对必然趋势。
同是9月2日当天，浙江发生烧烤吧液态酒精燃料严重烧伤事故；2012年4月1日，北京市北礼士路路面发生塌陷，一位年轻母亲不幸掉入，被破裂的热水管线流出的热水烫成重伤死亡；今年8月2日江苏昆山发生铝粉爆炸，造成85人死亡、179人受伤；8月19日，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东方煤矿爆炸事故至29日已造成6人遇难，仍有21名矿工井下被困，至今未见后续报道。
从2003年10月到2013年10月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张鸣起，参与了所有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查处。他指出，出了这么多事故，原因很多，最直接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安全措施没有落实到位。处理的所有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中，总结教训都会有这一条。
企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政府监督主体的共同失守，是多年来安全生产事故频发高发的症结所在。事故后的整改方案许多只是落实到了纸上、活动形式上，没有真正落实到责任主体和职工心里，更没有落实到实际生产劳动中。
完善法律规定，守护“生命红线”，成为人们对这部法律最大的期许。现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鸣起从安全生产事故的预防和安全生产监管两方面解读了安全生产法修正案。
张鸣起说，尽管吉林“6•3”特别重大火灾、青岛“11•22”输油管线泄漏引发特大爆燃事故和昆山“8•2”特大爆炸事故都给人们留下惨痛的记忆，但是总的看，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还是呈现逐步好转向根本好转迈进，事故总量很大，形势依然严峻的态势。值得欣慰的是，安全生产的主要参数“事故总量”正在逐年下降。
在2008年前的几年中，我国生产事故年死亡人数一直在10万人以上，直到2008年后伤亡人数开始逐年减少。2013年死亡人数已降至7万人以下。但是总量依然很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原因最重要有三点：
一是企业经营主体过于追求经济效益而疏于安全管理，即便发现安全隐患，考虑到停工停产会影响进度，也会滋生侥幸心理；二是政府作为监督主体监管有些流于形式，昆山事件就很典型，粉尘严重超标，监督者又怎会感知不到？三是企业对职工培训不到位，尤其是危害性培训，而“无知者无畏”的工作状态，使得近些年，农民工在出事企业中所占比例非常大。
从理论上讲，只要安全措施落实到位，生产事故应当能够杜绝。然而现实中，国际上通用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交通万车死亡率，以及GDP万元死亡率等概念似乎在向世人宣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任重道远。
安全生产研究中有一个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发生之前，必然有几十次轻微事故，百余起隐患消除不力。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就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事故预防十分重要，预防中，排查处置事故隐患尤其重要，是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修改后安全生产法从总则到分则，都充分体现了“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有效排查安全隐患”的主旨。
这次修改，总则部分加入了“以人为本”和“国家安全发展战略”等相关内容。着重加强了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的责任，而且通过细化规定，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同时，在罚责中，无论追究行政责任的范围，还是经济处罚，都加重了力度。
其实国外专家早就提出风险社会理论，随着工业文明发展，人员、能源、资源向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集中，风险也在集聚，能源安全成为焦点。
1984年，印度博岶尔化工厂事故一次造成直接死亡人数超过2.5万人，永久残废20多万人。中国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垮坝造成24万多人死亡。
各国的发展轨迹显示：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是经济生产事故的高发上升期；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生产事故发生总量趋于平稳；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安全生产事故开始下降。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安全生产事故还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降低人员伤亡数量，是完全可以也应当实现的。
安全问题之重要，还在于中国人口红利减少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国劳动人口2010年出现了显著性的转折。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到2010年达到顶峰，2011年开始绝对减少，每年以几百万人的速度在绝对减少，再加上事故、疾病、过劳死等等更是雪上加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工，中国必须降低事故率和死亡率、伤残率。
在人的城镇化研讨会上，专家直指中国旧城镇化是牺牲三代人的幸福，现在有6000万留守儿童，有四五千万留守老人，还有四五千万留守妇女。专家还指出：近年来土地红利在城市建设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对地的城镇化特别感兴趣，对人的城镇化积极性不高，户籍改革，城市政府极性不高，因为是花钱的。地的城镇化是赚钱的，所以人的城镇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把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做一个比较，过去30年城市的面积增长了9倍，但是城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大概只有2~3倍，地的城镇化大大快于人的城镇化。牺牲三代人幸福的巨大社会代价的城镇化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得到改变。所以新型城镇化中就涉及到如何在中西部就地转移，这样就可以避免牺牲三代人的幸福。
专家指出，进入到21世纪联合国有一个口号：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雾霾和高房价已经成为宜居城市、生态城市建设的标志性难题，2013年雾霾已波及全国25个省区市，全国平均雾霾天数高达29.9天，创下52年来最高纪录。
中国有三个“30”挑战，一是全国的平均雾霾天数是在2013年接近30天，二是30%的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超过了世界银行的警戒标准，三是超过城镇总人口的30%以上的居民是居住在非成规的住房里面，风险极大。
中国城市病问题，在城镇化刚刚进入50%左右这样的中级阶段，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城市病，中央为什么要提出京津冀协调发展，其中一个出发点就是要解决北京、天津等地的城市病问题。
中国能源未来发展主要依靠城市化，一个农民成为市民，能源需求将增长3倍，这是硬需求，满足这一需求对是极大挑战，在环境风险、安全风险压力下必须发展清洁能源、低碳能源，中国急需清洁研发推广煤技术、可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同时消减安全风险，才能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能源从业者和能源投资者应当关注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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