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供应革命、技术革命和体制革命
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
从能源变革到能源革命，中央对于能源安全战略的表述出现一字之差，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其实在2012年底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而今年6月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习近平主席再提推进能源革命，并提出了4个方面的能源革命内容：能源消费革命、供应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把消费革命置于革命之首，提出要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这是重大变化，表明未来经济发展将要在环保和能源需求的严格约束下发展，同时要优化能源供应结构，优先加快发展非煤能源的发展。
《中国投资》：该如何理解“能源革命”这一提法的含义？什么样的变革可以成为革命？
李俊峰：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要进行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革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又把能源革命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对于革命的要求有了新的诠释。
首先，把消费革命置于4方面革命之首，提出要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必须保障经济的安全，所以保障能源供应是能源工作的一个主旋律，现在明确提出要控制消能源费，就是在能源的资源供应条件和环境的要求下，我们不能敞开肚子吃饭，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给经济发展带上一个环保和能源需求的笼子，不能像脱缰的野马。
第二，第一次提出要优先加快发展非煤能源。在过去坚持以煤为主的方针下，煤炭消费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90%，现在虽然降到了70%左右，但和全球的能源结构比还是有问题的。全球煤炭消费在1920年左右达到了顶峰，后来一路下滑，1952年伦敦雾事件引起了对煤源污染的关注，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能源发展战略，之后煤炭消耗开始下滑，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发现加速了这一过程，到了1970年全球完成了石油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煤炭的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比例最低降到了17%左右。目前我国70%的煤炭依赖度和全球能源供应方向不一致，要大幅度发展非煤能源。
第三，能源技术的创新。不管是能源消费技术还是生产技术，包括可再生能源、核电、水能、石油天然气、非常规油气资源等的开发，都需要技术进步。
第四，能源体制的革命。过去我们认为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民经济安全的基础，所以进行垄断和国家定价都是合理的。现在提出能源体制的革命，就是要回归能源的商品属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意味着要打破垄断，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包括政府定价向市场定价过渡。
除了这4方面，还有一条是进行国际合作，这都是很重要的方面，虽然不是革命的内容，但是保障能源革命的基础，应把中国的能源安全放在全球的视野里安排。中国只能参与全球化的能源安全，只有全球的能源安全了，我们的能源才能安全，我们是一个经济大国，我们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接近1/5，我们的能源消费量占世界的1/4，所以我们必须以大国姿态参与全球的分工，确保全球的能源安全。
总量控制与多元供应
《中国投资》：能源消费总量如何控制？
李俊峰：就是根据总量目标，根据区域经济的不平衡设定每一个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目标，这是一个增量目标，例如给每一个省市自治区新增能源消费量设定上限。国家能源局一直在这么做，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还需要讨论研究，如要照顾新兴产业的合理需求，要照顾到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又要考虑到淘汰落后产能，做到公平与大家都满意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必须要去做。
对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现在要做的是让节能合乎思维的惯性。可以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障碍，而是心理上的障碍。每年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被批的最多的就是缺电不给电，缺煤不给煤，但在现在的情况下，必须要理直气壮地控制总量。
《中国投资》：能源供应革命提出要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指什么？是否也包括投资主体的多元？
李俊峰：一是从品种上要多元，从以煤为主向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过渡；二是来源多元化，包括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以及国际资源来源的多元化；从技术上多元，包括规模化与分布式的结合，先进技术与适用技术结合，低碳能源和高碳能源低碳化的结合等；三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鼓励民企、地方国有企业以及外资企业投资能源产业，近期主要抓好央企的垄断向混合所有制转变；四是能源供应渠道的多元化，既然能源是商品，大一统的销售渠道就应该改变，比如油品的供应是否考虑扩大民营与外资等？
《中国投资》：核电、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这些年发展受到不少质疑，会影响到政策，进而影响到这个多元结构的形成吗？
李俊峰：每一种能源都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水电会造成局部气候和生态问题，核电有安全风险，可再生能源有不稳定的问题，煤炭和石油污染物排放较多，所以才要提出多元发展。大家对问题的质疑恰恰是推动行业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那么在水电开发的时候就要尽可能考虑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尽可能实现稳定，煤炭和石油就要清洁利用和控制使用，核电发展安全至上。所有的技术都是在批评中发展和进步。
实际上这些质疑也没有影响政策，转结构需要时间，比如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加在一起超过1亿千瓦。但和整个电力供应比起来呢还是微乎其微的。在发展新能源问题上和改善能源结构问题上，首先我们要有决心必须去做，第二有信心可以做好，第三是要有耐心，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天提出革命，明天就革命成功了？革命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和恒心。
体制改革仍是渐进模式
《中国投资》：能源价格的改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渐进方式？
李俊峰：价格改革，大家都在讨论方案，首先承认能源的商品属性，有了商品，市场就有了用武之地。既然市场配置资源是决定性因素，那么价格是市场是基本信号，由供需关系决定就是自然的了。但是，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要慢慢来，不要操之过急，不可能一下子改过来。电网是垄断的，石油是垄断的，主要的能源矿产资源也是垄断的，在现在的条件下怎么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这都需要认真地探索。
其实现在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和技术发展问题不是特别大，总起来看，国际能源市场相对宽松，国际技术转让和合作的渠道也比较畅通。我国最突出的问题是环境问题，能源的清洁化和低碳化是主要矛盾。2005年以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占全球的70%左右，2011年以来，大气污染凸显，要把环境问题先解决好，然后再解决价格问题。因为我们经不起大的折腾。就需要统一的思想和认识，找出社会都能满意接受的方案。中国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系统。这种系统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我们必须慎行。我觉得先用3~5年的时间理出个头绪来。然后循序渐进地改革。
《中国投资》：电力体制改革中的输配电分开以后还会是方向吗？
李俊峰：输配分开是必须的。输配分开是电力市场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但输配电分开是不是就把国家电网[微博]打碎，分成五六个区域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分成五六个网输配也还是没有分开。输配分开和解散国家电网是两码事。国内外的经验都是输电电网要进行管制。从电源这个方向，可以竞价上网来进行优化、来确定价格。这是一个大方向。这个方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在里面。很难一步到位。
《中国投资》：如果竞价上网机制是未来的一个目标，现在要求多元化，要求发展可再生能源，您怎么看可再生能源的补贴？
李俊峰：竞价上网大的方向是对的。2003年的电力体制改革提出同网同质同价的方向，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前两个是可以确定的，而对于同质是有争议的，虽然来自不同电源电的质量是一样的，但发电过程中的环境代价不同，例如火电造成的大气污染，那么火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就不能算作同质。所以说对可再生能源进行的政府干预包括补贴，包括政策的扶植都是必须的。在能源这个问题上没有纯市场的，就像劳动力市场一样，这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可是国家还是要定义一个最低的保障性工资。如果没有政府政策的干预，太阳能、核电、天然气这些清洁和低碳的能源就不要发展了，即使在美国这样充分市场化的国家，对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也是补贴。
《中国投资》：您认为能源革命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李俊峰：最关键的有3点：第一点是我们能不能把消费的总量控制住？要尽快实现能源总量达到合理的范围。第二，我们能不能比较快地把对煤炭的依赖降下来。尽管还达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但是我们也可以降到30%~40%或更低一些来适应环境能源的需要。这是两个最大的难点。第三，我们在很多能源领域缺乏创新，例如发电技术、电力传输技术、复杂油气开采技术、清洁煤技术，包括大家热炒的页岩气和煤制气技术都严重依赖国外。这是个大的难题。技术上的差距可能比体制上的差距更大。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中国投资》：您说到清洁煤，那么在能源革命的要求下，意味着清洁煤未来的发展会有较好机会？
李俊峰：也不见得。煤炭的消费总量控制是一个主旋律。煤炭可能首先要减少它的增产速度，逐步减少总量，实现总量上绝对下降，就是在能源量增长的同时煤炭消费量下降。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煤炭要清洁化地利用，但不一定搞复杂的清洁化技术，比如我们有清洁化的发电技术，在比较严苛的发展条件下可以做到，不见得是新技术。
至于煤化工的前景和清洁技术，现在有3条路线是大家认可的：煤制油、煤制天然气和煤化工。这方面在煤炭消费中所占比例很有限，不到10%，受到很大的市场挑战和制约。我们不可能指望大量的煤转换为石油和天然气，转成化工产品，这3个方面要有节制发展，不能大发展，否则有悖于全球能源的清洁化和低碳化。清洁煤技术几个方面是有快速发展前景的，比如煤炭的洗选、煤炭的清洁燃烧技术。
此外，我还认为，仅仅控制煤炭消费还不够，还需要控制石油消费，原因有二：一是石油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仅次于煤炭，在一些大城市汽车尾气的排放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二是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是最不安全的能源品种之一。控制石油消费过快增长也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重要措施之一，其措施在于节约和替代，比如大幅度提高乘用车的效率，发展电动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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