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能源消耗很高，碳排放总量也是世界第一，在能源转型的同时，经济发展模式也应转型，由投资型驱动改为高附加值的创新驱动”，11月1日，国务院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在“2016中国煤炭控制与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上开场发言说。
这是“中国煤控项目”发起的第三届研讨会。与往届两年的议题重点分别为“控煤的中长期战略研究”、“为能源‘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所不同，今年的国际研讨会聚焦于2016年的热词“供给侧改革”，以及这一宏观背景之下的能源转型众多变化，进而重点探析高耗能行业和新能源产业的走向。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与会指出，能源转型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有很多困难，特别是中国现在走到市场经济深度很深的状态下，不能因为一些短期的现象，比如煤价近期上涨，从而影响能源宏观决策和思考。
当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能源结构转型调整将迎来怎样的历史性机遇？能源政策是否有所调整？全国碳市场建设的现状与趋势如何？试点启动已久、目前又热衷一时的绿色金融等市场机制如何建立？能源转型将影响到哪些产业经济，又给诸多的行业投资者带来哪些商业机会？
从微观层面，煤炭、钢铁、水泥等这些曾经光芒万丈、如今黯然的传统“三高”产业，是否有重新崛起的机会？风电、光伏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有怎样的未来？而作为普通百姓，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影响到能源转型？当然，每个家庭最为关心的问题依然是，能源转型之后，是不是必然要提升了生活成本？
能源转型既“高大上”、又“接地气”。对此，11月1日下午，「财经」V课在论坛现场，特别邀请到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能源环境专家杨富强先生，与V课群友进行了1小时的视频直播，在线回应了诸多热点焦点问题，共同讨论能源转型的经济学。
以下为互动问答精选：
能源转型带来哪些产业投资机会？
Q：能源转型后，将带来哪些产业的投资机会？怎么去把握这些机会？
杨：第一个是节能产业，可以选择节能效益比较好、收益比较快的项目；第二是一些新兴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比如智能电网、小区电网、微电网，以及一些分布式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太阳能、天然气发电。
对煤炭领域，也不是不可以投资，但选择的项目要非常有竞争性。另外，洁净煤技术，目前看也值得投资。所以，这要看投资取向、时间段，是想尽快收益还是投资期相对长一点，另外要根据投资的容量，来选择一些项目。
Q：作为民营资本，如何参与这些新行业中？要注意什么方面？
杨：可再生能源中，民营企业有很多。有一点要注意，政府在对上网电价进行调整时，恐怕对行业会有所影响。光伏、风电的整个产能比较高，可能会在部分时间比如近一两年内，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所以，企业在这时要修好内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样在行业里面才能存活，并有竞争力。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变化
Q：能源转型在几年前就开始启动了，今年在供给侧改革新背景下，能源转型有何特点，未来怎么走？
杨：今天我在论坛上做的发言就是控煤总量要有长期性、紧迫性和有效性，要加以执行。近几年，煤炭消费总量有反复的情况，比如2013年煤炭消耗最高，2014年开始下降了，2015年又下降了3.7%，今年呢？情况没前几年乐观，今年煤发电厂开始增多，钢厂的消耗量增多，水泥也上升，化工也增长。
所以，能源转型不是启动了，就立刻奏效，它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所以这个问题上不能掉以轻心，应严加监视监控。比如，不久前北京又开始雾霾，二环、三环是禁止烧煤，但实际上很多老百姓还可以拿到煤，还在烧，这就是一个信号，需要配套的监管一定要到位。而且，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有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次漫长的战役。
从经济影响的角度，能源转型在某个阶段一定很痛苦，煤炭等高耗能行业肯定受到强烈的冲击，但与此同时其他的行业也在蓬勃发展，于是要经过十几年、二十年的消化过程，才能形成一个崭新的经济体，会有低碳、绿色产业强势出现。从中长期效果上，能源转型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旧的工业发展潜力已经到顶了。
Q：一些北方城市在使用清洁煤的技术，这在国际能源转型格局中是否被提倡？是否能真正实现无害化和排放减量化？
杨：这只是一个暂时过渡的手段。煤炭通过技术清洁，可以减少排放量，对人体危害也会减少。在河北也在推广“好煤配好炉”，给予配煤指标、提高效率，但这也是暂时的方案。从长远看，还要用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能源来替代煤炭和化石能源，但是，在没有能力完全替代之前，尽量使煤能够更清洁的利用，这是一个过渡的方法。
煤炭、钢铁、水泥等“三高”产业还能再崛起吗？
Q：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是否进入峰值，走到“死胡同”？
杨：目前这些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产业几乎都达到峰值了，比如钢铁、水泥2014年达到顶峰，到2015年分别下降了3%和5%左右。随后，比如玻璃、陶瓷等产业，也从高峰上跌下来了。
以前不少地方到处新建楼盘，这几年塔吊、施工场景少了很多，从国外来看，绿色建筑也在被提倡，这是趋势使然，城市化越来越高时，高耗能产业就会下落。比如美国的钢铁产能最高时两亿多吨，现在只有七八千万吨，中国钢铁产能也到了八亿多吨，产能过剩时，需求恐怕还会继续下降。
所以，从国内来看，高耗能、重化工的产业都开始从顶峰下落，这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这也给能源转型带来机会，比如对控煤有两个重点：一是对高耗煤的产业，如何减少过度浪费；二是怎样提高能源效率，更好地利用煤炭。
但是，要知道，抑制过剩产能，不是彻底让这个产业彻底消失。
新能源的现状和未来前景如何？
Q：光伏太阳能、风能这些新能源的产业现状和前景如何？
杨：未来的前景肯定是光明的，但目前它遇见了一些困难，可再生能源出现“弃水弃风”现象，短期内政府会对其进行调控，增速可能略降。另外，从成本上，国家也要有一种政策配套，就是进行电力改革，这些现在都在试点。
所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是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的转换效率，比如光伏，转换效率要高；第二成本要低。这样，可再生能源就很有前途。从长期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当然也有新的可再生能源涌现出来，比如到底怎么支持氢能，要不要发展蓄能电池，这些都可以考虑。
Q：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一些能源型城市未来怎么发展？比如以鄂尔多斯为例。
杨：以煤炭为例，鄂尔多斯的煤还是很好的，煤的质量在全国排在前列。只不过原来用好煤发电或燃烧，太可惜。我们发现内蒙的煤，有的含金属，微量金属或稀土金属，用做稀土金属资源反而更好，而且也要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所以，鄂尔多斯的煤一方面很有竞争性，国内一些地方还是需要煤，这时就需要洁净煤技术，把煤处理的更干净一点，这样它的煤炭还可以继续生存；第二，鄂尔多斯的煤可以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区发展。
Q：能源转型计划，在中国的不同区域、不同城市分别有不同的指标和任务，这方面的差异非常大。未来，这些区域之间的量级、进展程度的分化，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杨：这种分化想要避免，需要更好地分配配额制，比如东、西部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配额交易，毕竟西部的可再生能源比较高，配额制就应该更好的设计，东部如果缺乏就向西部购买。
可再生能源配额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二是要消除地区上的差别，使得可再生能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可以借助配额制从中得到益处。
能源转型对失业、就业有影响吗？
Q：被抑制产能的行业中劳动力密集，比如在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从业者，已遇到了失业现实，能源转型怎么对待失业、再就业问题？
杨：再就业是一个很严肃、严峻和现实的问题，我们也做过相关研究。比如说，如果减少了煤炭产能，增加了可再生能源天然气，从全国总体来讲就业率还是上升的，一个煤发电电厂雇佣一千人，那么可再生能源发同样的电，雇工可能是两到三倍。
化解产能过剩是个长期任务，与此同时也会保留部分产业，比如保留一些高端产品，这样就会生成新的就业机会。对刚毕业的学生，恐怕就会到其他行业，但原有行业人员可以通过再培训，国家和各地也需要有机制来让这些群体顺利转岗，现在政府很关心、重视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是产业中一些优秀的技工，他们仍然会有用武之地。
总体来看，未来的就业率和雇工人数会下降。尤其是对一些煤矿、钢铁的城市，它的转型会特别困难，比如鞍钢、本溪钢铁艰难转型。国外像底特律、巴尔的摩以及其他钢铁城市，也需要几十年才能转型过来，过程中必然很阵痛。
Q：能源转型后，新能源会有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这部分失业人群再就业时，专业技能是否有很大的高门槛制约？
杨：门槛技术的问题可以解决，比如可再生能源就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岗位，技术要求并不是那么高，除了研发部门以外，其他部门经过专业技术培训是可以上岗的。所以，对这一问题也要区别对待，比如对老职工就要有照顾方案，买断工龄、上健康保险等等；对年轻人可以再培训，进行转岗。
Q：产能过剩领域中的从业者，是早做跳槽转型准备，还是坐等产业升级？
杨：这个问题要根据你所在的公司状况决定，因为有的公司在行业里是非常有竞争性的，这个行业还能够存活几十年。像煤炭行业永远也不会消失掉，把煤炭作为能量来燃烧是不环保、不科学、不经济的，但把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用来生产布匹、化工产品、日用品将会长期存在。
所以，你要看公司的实际情况。有的公司确实状况很不好，而且也是高污染，再怎么转型也很难活，这时你就可以快速来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但如果公司很有竞争性，那么你暂时还不用过度担心、焦虑。
绿色金融、碳交易的市场机制如何建立？
Q：怎么看2016年发展迅速的绿色金融，以及碳交易市场？
杨：绿色金融会支持环保、可再生资源、新兴工业等，这种市场机制会产生一些新的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带来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绿色金融遇到的问题是，与常规的煤炭比起来，还比较分散，而且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交易的成本比较高。
因此，要建立绿色金融资金来支持。比如支持节能，把节能的企业和项目捆绑起来，来降低成本；还可以支持清洁煤技术、洗煤、选煤技术，以及电厂环保设备。绿色金融现在在中国发展很快，未来更需要绿色金融。
碳交易方面，全国有7个地区试点，因为2017年要初步建立全国的碳交易市场。7个试点积累的经验甚至教训需要总结，这会对建立全国市场有帮助。试点情况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是数据的准确性，现在煤炭在各个口径不一致，应该怎么办？第二是有没有人监管，怎么来核查。第三是现在经济变化很厉害，要建立一个全国碳市场，分配配额怎么定，这种挑战很艰巨。
能源转型有何国际经验可循？
Q：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成熟经验，给中国的转型有怎样的启发？
杨：德国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但不能照搬。比如德国六七十年代的鲁尔区，也是一个钢铁、煤化工、煤炭密集的区域，当时也是乌烟瘴气，空气质量很差，后来进行转型。转型时，煤炭工人、钢铁工人的失业率非常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鲁尔区又焕发了青春，高科技、计算机、服务业方面发展起来了。德国在工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阵痛和措施，值得中国学习。
另外，德国的可再生资源在国际上发展的最好，比如中国的上网电价也跟着德国学习。整体看来，德国的能源转型把两个因素放在首要，一是节能，一是可再生能源。
能源转型能增加家庭生活成本吗？
Q：对消费者而言，能源转型会不会增加消费者和家庭生活成本？
杨：刚开始成本肯定会增加。比如原来家里是烧煤做饭、采暖，现在烧天然气。有数据测算是，煤改气的成本会增加30%—40%。一些中等收入家庭，一年可能多付出七百块钱。
但天然气清洁、方便，即便现在多付你100元、让你再回去烧煤，你也不愿意了。因此，清洁能源提供了很多便利，这些便利实际上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你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生活、保护身体健康。虽然烧煤的成本低，但为此付出了健康成本，整个社会付出了医疗成本。
在城市中，没有人愿意返还到烧煤的时代，对于农村、城乡结合部等地，政府可以提倡或者补贴一点，让他们慢慢过渡，比如生活水平好了，工资高了，也就不那么在乎了能源成本，补贴就可以取消。补贴也是避免能源转型时，清洁能源对普通老百姓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点要防止。
个人如何参与到能源转型？
Q：能源转型是一种特别高大上的政策号召。普通的市民和个人，如何才算参与其中？是不是少烧一吨煤，也算是为能源转型做了贡献？可以这么理解吗？
杨：你少烧一吨煤，节约的一度电，也算对能源转型做了贡献。另外，乘坐地铁、公交、少开车，或者买节能汽车、电动汽车，都是在交通减排方面为能源转型做了实际贡献。
能源转型与健康效益有关系吗？
Q：能源转型是因为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但是有多么不合理，普通人对此缺乏概念。请举例说，如果在中国不进行能源转型的话，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和后果？
杨：大家也知道中国是以煤炭为主，从1950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煤炭消费占到整个能源消费的70%左右，近几年有所下降，占全世界煤炭总量消费的53%，这还是非常多。2013年消耗最多，消费将近42亿吨煤。这对空气的污染很大，现在大家对pm2.5都非常关心，每天早晨起来就看pm2.5怎么样，如果pm2.5太高，甚至也影响到上班的心情。
燃煤对人体也有健康影响，这方面北大和清华的课题组都公开过相关研究结果。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已经不容置疑，也受到了重视。
如果不减少煤炭的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将继续变本加厉，据我们的估算，每一吨煤对环境造成的额外的成本是463元，将造成很大负担。从区域上，比如产煤省山西，当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后，经常看到的土地塌陷、农村墙壁裂开不能住人，原因是挖煤采煤造成的。
另外，大家也关心气候变化，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占到差不多全世界的28%—30%，这也是影响整个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
Q：您对能源转型带来的健康效益怎么看？
杨：首先的影响就是能源结构不调整，比如燃煤空气污染将带来身体生病问题。一旦看病就不能上班，也增加很重的社会医疗负担。现在大家知道，一到雾霾天，儿童、老人最容易患病，医院也是人满为患。
其次，我们的研究显示，pm2.5对年轻人的影响也很大，甚至诱发不孕不育等影响。因为PM2.5中的排放来源不同，仅仅从煤炭这个排放源来看，重金属特别多，对人体健康损害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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